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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學
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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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君方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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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學與神學的立場差異〕
宗教學在美國是比較新的學科，一般設於西元一九五○、一九六○年以後。在美國，此系皆設於大學的文學院內，並授有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宗教學與神學不同。神學是很古老的學科，而神學院在美洲大約也有三百年的歷史。因為美國以基督教立國，所以著名的大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些所謂「常春籐」名校，都是以神學院起家，專門訓練牧師及傳教士，後來才增設其他學科，成為綜合性的大學。但後來，大學就完全和神學院分開，二者的課程、教授、學生都不同。 神學院也研究宗教，所開設的課程除了基督教本身的教史、聖經等，也請宗教學者講授其他宗教的相關課程，尤以印度教及佛教的課程為多，這些課程則多被列入世界宗教或比較宗教的範疇。 宗教學和神學的研究方法有何不同？我們可以下例說明二者間最大的差異。神學院的學生會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而宗教學者則會說：「根據基督教的信徒所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這二種答案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了。因為神學主要的目的，是要用最好的辦法向人宣揚基督教的教義。所以當他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時，它是不可置疑的真理。他們可以對「上帝」一詞作詮釋，或解釋「耶穌」是誰，但不會在基本的信仰上提出任何疑問。不僅如此，他們在研究其他宗教時，也會採取價值的判斷。 相對地，研究宗教學的學者，不會使用「真的」或「假的」這種具有價值判斷的語詞，他們會說：「基督徒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而不會說這句話對或不對。所以，宗教學是以比較客觀的立場，設法了解宗教，而不作價值評斷。 〔宗教學研究的二種路徑——「圈外人」與「圈內人」〕 宗教學採用兩種研究路徑：一是圈外人（etic），即客觀地，非信仰者的立場；二是圈內人（emic），即雖非信徒，但盡量設身處地站在信徒的立場。所以，研究宗教學要同時從這兩個角度，盡量去了解某個宗教的起源、發展、演變，還有它內在的信仰。 站在「圈外人」的眼光和立場，可以透過語言文字去研究該宗教的經典，然後再從史學、考古學、社會學、藝術史等不同角度，去尋找這個宗教的發展過程。 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這個宗教的背景──當時社會及文化的變化等。如歷史、政治、經濟的演變。因為宗教和文化有很密切的互動關係，所以往往一個偉大的宗教家，會對他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產生影響。不但人可以影響社會，同時社會也可以影響人和宗教。例如：佛陀在公元前六世紀開悟，他說的法對當時印度的種姓社會即產生了影響；而一個宗教成立後，即使已有自定的制度，也不能不被它所處的社會、文化所影響，因為它畢竟是由人組成的團體。 其實，所有的社會學者、人類學者都會使用「圈外人」的角度研究，但是研究宗教學時，只用這個角度是不夠的，因為它只能看到宗教的表面。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動人，使人為它生，為它死，甚至奉獻生命等等，這當中一定有它特別的精神、理想和境界吸引著我們。 關於這一點，音樂、藝術、文學和宗教有某些共通處，但宗教可能比音樂、藝術、文學更偉大和高深。因為除非我們設法進入那首歌、那張畫、那首詩，或者那本小說、那部電影的境界，真的有體驗、感受，否則只是作外在的、技術上的形容。 譬如：研究作曲者是誰，這張畫是油畫還是水彩畫，是用什麼方式畫的，或這首詩是史詩還是抒情詩等等。若只作這方面的研究及分析，一定無法掌握這首詩歌、這張畫吸引人的特質。 所以，研究者一定還要用「圈內人」的角度來研究，設身處地將自己變成宗教信仰者，去體驗、感受他們的宗教。因此，要真正了解一個宗教，一定要同時以「圈外人」、「圈內人」這二種路徑的方法進行研究。 台灣尼僧史的個案研究──以香光尼僧團為例 進行台灣尼僧史的個案研究，要如何運用宗教學圈內人(emic)、圈外人(etic)兩種路徑的研究方法？以下舉香光尼僧團為例並作說明。 〔「圈內人」研究法〕 ◎ 口頭晤談 圈內人的研究方法，多半是採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田野調查的方式是以晤談為主，面對面和當事人談話，這是最常用的方式。例如從香光尼僧團的領導法師開始晤談，再和住持、年資深的法師，各分院、各單位領重要執事的法師們晤談。 在設題方面分二類，第一類是共通題目，如： (一)家庭背景和求學經過。 (二)學佛及出家因緣。 (三)為何來這裡出家？未出家前接觸過那些法師、道場？ (四)來出家以後，香光尼僧團經歷過那些重大的改變？ (五)你認為香光尼僧團有什麼特色？ 因為法師回答第四題時，是就自己的觀點來談，每個人回答的內容並非完全相同。因此，我必須設法從中找出共同點。另外，也希望藉第五題，找出香光精神、香光文化或香光人的特點。 第二類的設題，是在訪問不同單位時有不同的設問，或有些特別的問題。例如：訪問佛學院的副院長、教務長等行政法師時，就會問佛學院有什麼特色？工作範圍？遭遇到那些挑戰？如何解決？有何心得？以及對學院將來的發展有何想法等等。 此外，我也採訪了和僧團有密切關係的法師、居士和外來的教師，或曾對僧團組織提供建議的人。還有，因為「齋堂」在日據時代和佛教關係密切，所以也訪問了一些佛寺及齋堂，以了解齋姑的生活及運作方式。
◎ 親身參與 再者，研究者要親自到作研究的地方，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像我住在香光寺，和佛學院的同學一起上課，到紫竹林精舍、安慧學苑等地的佛學研讀班上課，或參加八關齋戒，盡可能了解、體會法師們的感覺、經驗，這都屬於親身參與的範圍。
◎ 問卷調查 同時，我也採用問卷調查，這是社會學者經常使用的方法。 社會學異於人類學的地方，在於社會學是研究大數量或是較複雜的社會組織，而人類學多半研究較單純的社群，所以社會學者無法一一去訪問，只好借助問卷調查。現在人類學家也開始使用問卷，透過問卷調查能對問題得到大致的輪廓。 我所發出的問卷問題和晤談的設題相似，但內容更詳細，包括：年齡、家庭背景、怎麼對佛法產生興趣、透過那些管道接觸佛法、學業背景資料等比較詳細的問題。
◎ 找尋答案 透過以上的口訪、親身參與、問卷調查等，要找到的答案是什麼呢？主要有三點： (一)香光尼僧團創辦人主要的理念是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理念？（此與其生平關係密切。） (二) 希望勾勒出整個僧團的圖形、側面：可藉由相關線索來描繪僧團圖形，諸如僧團成員的家庭背景、求學、就業背景，及接觸佛法的因緣、為何出家等等。 (三)透過口訪，希望得到法師們對僧團的共同記憶，藉 此找出僧團的「自我意識」（self identity）。如：透過「您認為香光精神、特色為何？」的問答就可找出她們認為的特點，也就是她們的共識。我認為每個個人、團體都在創造他們的歷史。從歷史的回憶裡，往往可以發現自己人生的意義、未來的方向，所以歷史無論對個人或團體都非常重要。 〔「圈外人」研究法〕
◎ 運用文獻 再談到文獻的蒐集方法。文獻資料可包括：台灣史、台灣地方誌，還有各寺院的寺誌、簡介的小冊子等。另外，佛教刊物也是很好的資料來源。香光尼僧團本身的史料，有《香光莊嚴》、《十二週年特刊》、《覺樹人華》、內部刊物等；其他寺院也有他們出版的刊物，可供我們參考。 此外比丘、比丘尼的著作、年譜、日記及書信、追悼祭文等，都是可利用的第一手材料。 至於第二手材料則來自學者的研究，如近幾年，許多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的主題皆與台灣社會變遷、民間宗教，甚至其他宗教有關，如：原住民宗教、基督教教會等的研究。雖非佛教研究，但仍可作為參考。此外，最近有關慈濟功德會、佛光山的論文發表，及婦女、性別方面的相關研究，也應加注意。
◎ 探究歷史 研究歷史，可協助我們了解台灣比丘尼生長的背景。因此，研究比丘尼史之前，要先了解台灣史。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經驗，和大陸不同，所以必須先了解日據時代的佛教。台灣有所謂的「齋教」，齋教和日據時代的佛教關係極其密切。因為在西來庵的抗日事件中，「齋堂」受到日本政府懷疑，所以很多齋教的齋堂都以佛教的名義登記註冊。 光復後不久，大陸淪陷，共產黨迫害佛教，許多大陸僧人因而逃到台灣，對台灣佛教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整頓僧團，改革日據時代不合戒律的制度，因此特別強調傳授戒法及興辦佛學院教育。 到了一九四六年以後，我們在時代劃分上遇到「斷代」的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判方法。如：恒清法師在他所著《菩提道上的善女人》中，將此時期劃分成三個階段：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一年是第一個階段，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一年為第二個階段，一九八一年後是第三個階段。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解嚴(一九八七年)後也產生許多重要變化。因為政府已不再那麼嚴格地控制宗教活動，使佛教有更多的弘法空間，但同時也有許多新宗教向政府正式立案，佛教還要和這些新的宗教競爭。如：解嚴之前，只能在暗中活動的一貫道，解嚴之後即取得正式立案了。所以我認為一九八七年的解嚴也是重要的分水嶺。
結語 從以上的方法中可歸納出，歷史、文獻、田野調查是研究宗教學時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就如研究民間宗教的美國學者歐大年（Daniel Overmyer）說：「從事宗教研究一定要用新的方法──必須結合歷史、文獻、田野調查。」我在作觀音信仰研究時，就已經採用此方法。 事實上，要作全面性的調查，除了文獻分析外，還需結合歷史和人類學的方法。但在過去，三者的研究都是分開進行的。歷史學家只管跑圖書館，不注意現在的實況；人類學家就住在他要研究的地方，如村莊或團體裡，而不管歷史及文獻，所以他們看到的都只是其中的一面。如果要作全面的調查，一定要三者結合，才能得到較具體的成果。 ◎本文刊載於第四期《青松萌芽》頁18-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