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二十一/二十二期 89年 6月

關於臺灣佛教寺院調查之出版概論

菩提長青雜誌發行人 闞正宗


一、前言

  中國佛教寺院的調查與刊佈,自古都收錄在官方修編史料中,民間修編則較少見。就臺灣本身而言,仍是如此。官方主導有官方主導的好處,主要的好處是經費上不虞匱乏,但也有缺失,例如內容過於簡單,而且只擇要為之,部分被認定為不重要或年代不夠久遠的,則被剔除在外,因此,官方的文獻也有其盲點。

  臺灣佛教的主要主導力量是掌握在被稱為「齋教」的「在家佛教徒」手中,正統佛教的僧侶,由於人數稀少,沒有特別的影響力。以上現實主要是反映在明鄭及清代的臺灣佛教社會中。

  「齋教」分為龍華、先天、金幢三派,他們所建立的寺院稱為「齋堂」,其中先天派的修行者是力行獨身及素食的,而龍華及金幢則不禁嫁娶,也不強制茹素。在「齋堂」的帶髮修行者,女眾被稱為菜姑或齋姑,男眾稱為菜公或齋公,其修行處一般俗稱為「菜堂」。

  居主導地位的齋教道場甚少出現在官方的地方性史料彙編上,這也就使得近代的佛教研究者會忽略齋教存在的價值及其當時的影響力。

  齋教三派在日據時代主要歸附在曹洞宗派下,多少也受到日本佛教宗派的影響,但戰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由於諸多原因,使得齋教道場原本數十倍於佛寺的現象,逐漸歸併於佛教中(黨國大老李子寬一九四八年初到臺灣時曾表示,齋教道場有五百多座)。清代官方缺乏全面的統計,使得齋教與齋堂之分佈及發展難為人知。

二、日據時代的寺院調查與出版

  日據時代有兩本重要的寺院調查報告,一本是《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另一本是《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日據時代的寺院發展現況。

  《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發行於昭和七年(19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攝影兼發行人是臺南國清寫真館的攝影師徐壽。本書開頭有三篇序文,分別是連雅堂、日僧東海宜誠及徐壽三人所書。連雅堂的序文寫道:
    臺灣固美麗之島,中倚層巒,四面環海,天時和煦,長年如春。故其博,其人淳,其俗厚,自都市以至村鄙,莫不信仰佛教。名宮寶剎結構莊嚴,而二、三十年來之新建者,亦蔚為大觀,是無異轉輪之鹿苑,說法之祇園也。然巡禮之人,心雖嚮往,而未能ˇ其地,則不得不求之圖畫鄉人,徐壽君青年之有志也,素擅撮影之術,又具敬佛之心,躬歷全臺,參謁各地寺院以及齋堂,擇其可代表一方者,撮集成冊編而印之,名曰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以供善信之觀瞻,以傳名勝於內外,其可以助佛教之振興者豈鮮少哉?然則,此一帙也,其則華嚴經之所謂一塵一剎,一剎一佛也歟!壬申重九連雅堂(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

  日僧東海宜誠為臨濟宗在臺重要弘法者,在南臺灣尤其是高雄具重大影響力,其序文曰:
    橫貫古今,洞察宗教之變遷,能適應時代,能支配人心,能夠有益教旨之振興,其中崇高的佛陀正覺偉光,燦然的光輝照放東方,傳遍人類渴仰之所,遂藉傳法諸國,得見各地堂堂佛堂伽藍之建設,至而以此莊嚴微妙之靈感,能升起信見佛之勝緣,其所被處之功德可謂廣大無邊。今本島文化俱向上,正當臺灣佛教黎明之秋,藉由全臺各地最有來歷的名藍古剎雅觀一帖,可「溫古知新」,鑑往事,促後來之革新,亦實可定為適應時代之行事。臺南市徐壽君夙思致此,親自跋涉深山遍鄉,撮粹聚美,遂成就寶鑑之完璧,實為本島佛教界未曾有之快事,相信亦為文教向上貢獻不少,書一言以為序。昭和七年初冬.北園精舍.東海宜誠誌(本文為日文,筆者中譯)

  攝影兼發行人的徐壽在「自序」中說:
    我臺佛教之興,逐年而盛,全島寺院齋堂為數頗多,而名藍古剎為世景仰者,各地俱有。顧未有集其真粹以宣揚於遠近者,豈非憾事?鄙人素操撮影之術,又具敬佛之忱,不辭艱難歷訪各地,數月之間,撮成各地名蹟,並誌其沿革編而印之,名曰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幸得諸山長老、白衣善信多方贊成,是此一帙雖未足以宣揚佛教,而觀者可以生其信仰之心,則鄙人之願也。謹序大略以志因緣。昭和七年十月.編者.徐壽(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

  《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共收錄道場八十五座,其中齋堂二十八座,佛教醫院一座。寺為人住,調查寺院也必須涉及到住持的部分,因此,本書在書後亦附錄各宗派當時之負責人或領導人,這就成為現代研究日據時代佛教宗派發展及分佈的重要資料。

  另一本《臺灣佛教名蹟寶鑑》發行於昭和十六年(1941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行人是施德昌,發行所是民德寫真館,發行人與發行所地址相同。發行人施德昌與臺中市民德堂有極深的關係,該堂屬齋教龍華派,日據時代依附曹洞宗派下。

  《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在前一本《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內容更為詳實。

  本書沒有人寫序文,但有當時日本臨濟宗佈教總監高林玄寶、臨濟宗教務所長東海宜誠的墨寶,臺灣部分則是妙禪法師的墨寶,上書:
    法傳萬古,蹟晉千古,於庚辰乃逢皇紀二千六百年,於施君德昌
  居士為臺灣佛教名勝晉蹟傳流,殊深感之,以誌之其清志也。

  本書共收錄寺院、齋堂凡一百二十五座,其中齋堂佔三十八座,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僧侶與齋姑合住的道場。由於目錄是依文教局社寺課規定而編排,所以隸屬的宗派非常清楚,且圖文並茂,是比對道場興衰的極佳藍本。

三、光復後佛教寺院、齋堂的調查

  臺灣光復之後,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一九五七年中佛會臺灣省臺中縣支會發行了《台灣佛教大觀》,當時臺中支會理事長林春福在發刊詞中說到:
    ......自光復以來本省的寺院變動殊多,尤其四、五年來,如雨後新筍,逾益滋生,亟應有一個統系的介紹的必要。本會即于民國四十二年度作計劃時,計劃發刊全省佛教大觀事宜,經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一致贊成通過,當經本會提交第四屆理事長,黃有德居士領導編纂,即時蒐集各方資料,嗣因故中斷。迨至本第五屆理事會決議著手復編,即時成立台灣省佛教大觀編纂委員會,並任本會常務理事張文進居士,為該委員會主編再索集未齊資料細心從事纂,竟將本刊編成上梓,關于本刊所集全省寺院堂庵計有七百數十處,再加與佛教會,有連絡的廟寺三百餘處,共計千餘處......。

  本書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發行,由正覺出版社出版。本書的價值不僅收錄的寺院庵堂為數眾多,且有民間信仰層次的宮廟加入為連絡寺院,其實這是延續日據時代的遺風,其目的為求「自保」的成份居多。本書不僅提供了光復初期寺院的現況,幾乎可以一覽全臺寺院的演變歷史,以與日據時代作一比對,可謂研究臺灣佛教(齋教)的極重要史料集。

  《台灣佛教大觀》之後十多年間,未見有佛教單位或個人以佛寺(齋堂)為主要調查的出版,雖然如此,佛、道混合的地方性寺廟出版品亦有出現,例如《台南縣市寺廟大觀》(1963年11月.沈慶瑞.興台文化出版社),而嘉義地區亦出版有《嘉義縣市寺廟大觀》,雖是佛、道混合,但卻也提供了佛寺演變極佳的資料。

  到了八○年代,朱蔣元先生主持的華宇出版社曾展開新一波的佛寺調查工作,其緣起於1970年,臺北松山寺的道安法師(1907∼1977年)有感於臺灣佛教的蓬勃發展,遂有編撰「台灣佛教名剎」之議,而囑託朱蔣元從事。調查工作自1971年左右開始,朱氏父子在數年間陸續出版了《台灣佛教名剎》八開本共四集,最後一集是於1974年11月15日出版。由於收集的圖片相當多,對於光復後的這一段僧侶活動提供相當好的見證。

  1975年朱氏父子將先前《台灣佛教名剎》四集擴大整編,並受星雲法師的委託,再以二年的時間增補刪節,編成《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1977年4月由佛光山付梓。關於這一段星雲法師在該書的序文中說:
    (星雲)亟思將本省佛教作一全部調查,使之組織歸冊,俾關心佛教者有資料可考,......。但欲調查本省佛教寺院庵堂,實不易為,幸華宇出版社主持人朱蔣元、朱其昌父子居士,受雲建議與鼓勵,乃耗費兩年之時間與精力,作多次環島訪查,......,將稿交佛光山出版社發行,......全台佛教之歷史及現狀,自能一覽無遺。......

  本書的出版的確有效地銜接了五○年代以來佛教寺院的演化脈絡。1988年10月朱氏父子將過去編印佛寺的經驗與成果,再度整編濃縮成《台灣佛教名剎》十六開二鉅冊,雖然份量不及《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多,但其特色是將臺灣佛教寺院依四大法脈源流作一系統性編排,收錄於後部,不屬這四大法脈者列於前部。

  另外,《菩提長青》雜誌自1985年底起,以一群新聞科系畢業的年青人投入佛教寺院的訪查工作,可惜只進行到桃園以北(不含東部),因人事的異動太大,而僅餘少數人持續進行,1989年中成立菩提長青出版社,並陸續將之前所訪查的寺院出版,截至目前為止共出版《台灣佛寺》系列叢書九冊,地區由基隆到臺南縣市,目前高雄地區正在進行,已完成三分之二的調查工作。

  近幾年隨著「本土化」意識的抬頭,已有部分縣市政府單位也隨緣調查所轄下地區的寺院,例如臺東縣政府在文建會指導下,與縣立文化中心,後山文化工作協會合作,於1996年5月出版了臺東縣寺廟專輯,雖非針對佛寺,卻是了解臺東寺院極佳素材。而針對佛寺的則有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蔡采秀著的《台中縣的佛寺》具代表性,全書共收錄二十三座寺院,1998年6月出版,特別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有些寺院已成絕響。

四、結論

  全面性的佛教寺院調查是十分需要的,除了可以了解佛教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掌握佛教的興衰起伏脈絡,鑑古知新,為佛教發展提供好的藍本。唯部分寺院乃具保守性格,不喜與媒體等單位接觸,使得寺院調查工作進行的不甚順利,當然,寺院調查所費人力、物力不貲,也非個人所能單獨完成,極須有志者共同耕耘。相信在「本土化」意識不衰的前提下,各地方也將陸續會提供更為詳實的寺院調查報告,果真如此,則是研究臺灣佛教相關史料者的一項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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