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三十八期 93年6月

寫書、評書與讀書──

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端


【摘要】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將寫書、評書與讀書看成是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的社會行動,而作者、書評者與讀者則是知識的社會承擔者的不同角色。晚近全球化的世界裡,形成多元現代的情況,知識也顯得更加多元化與專業化,但是專家知識卻是不確定的,使得作為知識守門人的書評家益形重要。文末並呼籲一般社會大眾,加強知識參與與社會行動的參與,以免過度盲從專家不確定的知識。

關鍵字:知識;知識社會學;知識的社會承擔者;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


一、寫書、評書與讀書: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

  悟因師父、法師、諸位在座的女士、先生們,非常高興有這機會跟大家交換一下有關寫書、評書、讀書的經驗談。

  我自高中時期就開始編校刊,也很喜歡看書,自己是編者、讀者,而且也寫過幾本比較學術性的小書。對於「寫書、評書與讀書」這個議題,我就從社會學的角度跟大家交換意見。

  我們稱現代是知識爆炸、知識經濟、或所謂的資訊社會、二十一世紀後現代社會、消費社會,在如此琳瑯滿目、複雜的名目下,我們是如何看待知識呢?這其中,書評又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每天電腦打開,就充斥著一堆垃圾信件,然後資訊排山倒海而來,報紙也越來越厚。其實,我常跟我太太討論,報紙能恢復以前那樣三張四張多好。尤其是目前我們看的都是一些垃圾資訊,而且常常都很不愉快的。

  以前不是有一句開玩笑的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那就是嘲諷一些不一定有用的新聞。可是現在是一個越來越專業化的社會,前陣子,教育部跟各大學有所謂的期刊論文排比,可是我自己也在政大兼課,所謂的SSCI或者一些期刊論文這些事情,我自己也感同身受。雖然我們在台大社會科學院裡,由於有台大醫學院、工學院的關係,所以沒有感受到太大的壓力;可是到了政大以後,馬上感受到對他們的打擊很大。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論文有很多種,書有很多種,資訊也有很多種,你要把它做一定的分類,像現在變成台灣非常多的雜誌,能不能擠進台灣自己建立的所謂TSSCI,就變成是你能不能升等,能不能進階的一個很重要階段。所以在學術界裡,就變成知識被分類,你寫出來的論文價值被重新定義,這不一定公平。

▲林端教授於「品書與書評」論壇之發表(編輯組提供)

  譬如說,我自己喜歡寫書,所以我現在出了兩三本書,兩本中文,一本德文的書,但是台灣沒有書評制度,因此書的價值與貢獻,就沒有人肯定。可是寫一本書可能要五年,而一年可以寫兩三篇論文,如果被論斤秤兩的時候,一本書有時候還不如一篇論文。為什麼?因為書被認定是沒有經過評審的,而且台灣沒有一些被肯定的學術出版社,雖然出版社很多,像「聯經」、「三民」、「商務」或「時報」,這些出版社有一定的聲譽,但它是不是學術性的出版社?很多人不太肯定。最近國科會正在推動學術書籍出版的審查制度,成效如何,仍尚待觀察。

  台灣其實出版了三萬六千多種的書,以全世界來比的話,我們出版的書大概是美國的之十分之一強,甚至更多。我們出書的速度非常蓬勃,中國大陸出書也非常快,台大附近就有很多是賣中國大陸書的書店,我現在幾乎都不敢進去了,為什麼呢?因為一進去,就會捧一疊書出來,並不是因為怕花錢,而是現在家裡已經沒地方放了,而且搬家時更痛苦,搬家公司看到我們這些東西最害怕,他每次都覺得上當了,因為看起來不多,但每一箱搬起來都非常沉重,尤其是我們住的是沒有電梯的公寓。書都是很重,每個人的家裡又買很多書,然後書要怎麼擺?要買哪些書呢?不要講外文的,光講華文、中文的書,就必須要層層的過濾,說不定要汰舊換新,有些書應該捐贈出去、有些書應該讓它流通。因此今天我們在這個時刻來討論寫書、評書、讀書,就變得非常有意義。

  我曾在《佛教圖書館館訊》二十七期裡,有寫一篇〈解讀《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所帶來的豐富知識:知識社會學的考察〉,介紹的就是具有非常大貢獻的這本書。這種工具書,幫助大家檢索,它不只是跟佛教有關,跟台灣地區非常多的宗教博碩士論文都有相關,甚至還包括香港地區。我當時看了非常感動,覺得應該寫那樣的書評。我用社會學角度來加以分析,其實就是要把寫書、評書跟讀書,看成知識份子參與知識生產、傳播、消費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書會有價值,書會有書香?說一個人,家世很好,說是書香門第。基本上是因為書帶來了人性的光輝,書的價值在於其中充滿了傳統文化的精髓。透過閱讀、透過品書、理解書,會覺得它摘除了我們一天中不愉快的事,滌除玄覽,讓整個身心有了清淨自然的感覺。每個人如果每天有一段時間可以靜下來看書,是讓自己在喧囂城市裡,使自己繼續成長。我們透過書,可以得到很多智慧的結晶,書是一種文化的象徵。

  在人類學的文獻裡,發現人類在有文字出現之前,都是口傳的歷史,人類發明了文字之後,傳統就不斷被確立了。為什麼?因為文字可以超越時空,不斷地流傳下去。以前的口傳歷史,都是神話或是文學上的想像,但是有了文字之後,除了文學上的想像繼續發展以外,還進入更多人類社會的智慧結晶。這些東西是不太可能被電腦、電子化所徹底取代的,雖然電子化有很多貢獻,但是透過書籍的閱讀,所得到的是一些很具體的感受,跟您面對一部電腦,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些差異的。

二、作者、書評者與讀者:知識的社會承擔者

  知識的作者,還有書評者、讀者,我們都會把他看成是承擔知識的人,社會的承擔者。知識社會學所考察的是:在什麼社會文化裡會產生什麼樣的作者,會產生什麼樣的讀者,中間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傳播知識者。如果是一個非常重視知識,而且非常重視書籍的社會,理論上會是擁有非常豐富的讀者群,會有一些很健全的書評組織,彼此之間有很密集的互動。換句話說,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讀者,什麼樣的書評者,什麼樣的書的消費者或書的資訊理解者。理論上知識的生產、消費、傳播跟它所處的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承擔一定程度的知識,而現在卻又是一個知識爆炸的社會,知識不斷專業化、普及化。

  例如前陣子,很可惜,溫世仁先生過世。你可以理解溫先生一生的歷史,他去幫助祁連山的中小學學生,幫他們架設網站,把很多書傳遞到那邊去,有人因他而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就社會學來講,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原來非常封閉、跟外界完全沒有溝通的世界,透過知識的傳播、透過資訊科技、透過書籍傳播到那裡,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所融入的不只是一個大陸,而是整個世界的知識分配體系。所以,究竟如何讓我們的知識能夠很平均分配到每個人身上,就變成是社會上很重要的權力分配。

三、多元現代下知識的多元化與專業化

  為什麼這時候書評很重要?就是當知識越來越專業化,知識越來越多,我們要如何過濾每天的垃圾知識,又如何過濾讓很多重要的知識到達每個人手裡,而且它是越來越專業化。我們講最簡單的,就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來說,也許一般人或多或少都還有一些理解,但在自然科學知識中,譬如全球災變的問題、溫室效應、土石流、大地反撲,或所謂京都公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有整個生態危機,或類似這些的風險。這些有關我們整個世界的危機和風險的知識,是不是只有那些自然科學的專家知道?還是我們一般人也應該知道?否則,在台灣島上,這個番薯越來越瘦,整個土石流、地震或SARS這種傳染病越來越多時,我們對這些知識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一味信任專家,全由專家來作決定時,其實也是相當危險的。所以,這時就要透過知識的分配,讓知識不是只有專家、少數人所擁有的知識。

  我們不是常講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權力,很多事情都以知識為基礎,像現在也有知識經濟,整個經濟發展要以知識為基礎。所以就變成對於很多知識的理解,必須透過層層的過濾,這就需要有他人的協助。以我的經驗來說,我的博士論文在德國出版時,出版商是一間有名的兩三百年的學術出版社(Duncker & Humblot)。要出版之前,他們就寄個單子給我,說明這裡大概有三、四十家相關的學術期刊(當然主要是德語世界),要我勾選其中的十家,他們要把書寄給這些學術期刊作書評。這是非常制度化的,是他們的服務(service)。但我看了覺得可能還不夠,有些英語世界可能對我的書會有一些興趣。所以,我勾了七、八家以後,又增填了大概四、五家英文期刊。他們果然用很快的速度寄過去,我的書是1997年出版的,可是一直到公元2000年時,還有一兩家德文跟英文期刊還在評那本書。

  所以這是非常制度化的制度,對於學術上的書,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管道;而非學術的書,我推測應該也是一樣。譬如小說,他們會寄給各個書評、報紙書評副刊或非常專業的雜誌來評判這本書,這變成一套非常上軌道的制度。甚至有時候出版社,也會問作者誰適合評您的書?剛剛賴教授也提到,如果是您的朋友評你的書,有時只會講好話,這就會牽涉到學術本身倫理的問題。他也會問您,哪幾個作者對您的書比較清楚,但是他不一定會全部採納您的建議。意思就是說,書評在歐美國家已經是一個上軌道的制度,是他們出版社一定程度上的服務。他要幫你出版時,就會幫你推薦到一個適當的期刊或適當的雜誌、報紙。

  又如我最近在三民也出了一本書,就跟三民書局推薦這樣的一個制度。以前我們完全沒有推行類似這樣的制度,使得讀者、期刊和作者之間,彼此沒有一個制度化的軌道可以進行溝通。如此就變成讀者想要知道相關的資訊時,沒有適當的推薦者;作者想要推廣自己的書,出版社也希望推廣自己的銷路時,也沒有一個適當的管道。我個人認為,其實在台灣社會每年出三、四萬本書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建立這樣的制度,對於讀者、作者以及很多知識傳播者,都是非常不利的。

四、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與知識守門人(書評家)

  學術的書籍如此,我們一般人應該知道的資訊,譬如所謂推廣科學知識的科普書也應該如此。我自己曾參與過《中國時報》開卷版的選書工作,現在幾個報紙也做類似的工作。但非常遺憾的是,他們因為還有一定程度的銷路壓力,還有一種主觀的所謂主流價值,譬如有陣子SARS問題非常重要,他們在推舉過程中,就必須要遵照時代的脈動或潮流。這不是不對,但是如果所有的書,都有某一定程度的主流、流行的評書標準時,就會忽略了我們現在需要的很多知識。就是說不一定只有SARS的問題,不一定只有流行病問題。事實上,我們的生態問題或環境破壞等其他的一些問題和一些相關需要知道的訊息,也都應該關注。

  可是在報紙或相關科普書的推薦上,不太能夠涵蓋知識的多元化與專業化。它還是因為有它主流、流行的一些過程或內容,就會排擠掉一些其他相關的知識。如果過度學術性的,是絕對不會推薦,還有不很流行的,比較冷門的,也不一定會被推薦。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變成我們所看到的是選擇性的資訊,是被過濾過的知識。我們常開玩笑看到的好像是被剪洞的報紙一樣,有些東西是被剪掉的,是被守門人把它過濾掉的。所以,這裡就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識社會學最近研究了一個議題,是我講綱裡的第四點「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這個主要是指涉自然科學的知識。我們現在無可避免的世界,是一個越來越專業化的社會,包括我自己也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也被看成是某種的專家。但專家是不是真正非常的專精?由於知識分類越來越細,每個人可能在自己的領域以內是專精的,但這個領域在和別的領域之間,要如何溝通、如何串連,卻是值得省思的。我的意思是,學物理的未必懂化學、學化學的未必懂天文,學天文的未必懂生物或生命科學,學生命科學未必懂人文、未必懂哲學、未必懂社會科學。在這種情形之下,無可避免的,很多東西都被這些專家所決定。簡單來講,當SARS問題產生以後,誰是專家?誰能告訴我們SARS是什麼?每個專家只能談有關SARS的某些部分、某些特徵,到時候就需要整個團隊來作決定。但整個團隊是不是真正能夠集思廣益、眾志成城,有時候還真是靠運氣。

  所以,知識社會學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很多事情我們明明知道社會充滿了風險,或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未必是專家能幫我們解決的,而很多時候我們跟這些東西是息息相關的。譬如我剛剛提過的全球災變的問題,甚至還有所謂全球化的現象;有很多人的親朋好友今天在台北,明天在紐約,後天在上海,這就是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後,我們台商到處走,世界各國人也都進入台灣,就是時間、空間的觀念也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但是在整個快速變遷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我很感動香光尼僧團能辦這樣的一個書評研討活動,因為這活動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就我們的領域來看,其實是蠻重要的問題,但在很多機構都不會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目前沒有一套很好的書評制度,甚至包括非常重要的學術期刊,列入所謂TSSCI裡面,到現在還沒有書評制度,這意謂著我們連學術界上軌道的書評制度都沒有建立。

五、社會大眾:知識參與及社會行動參與的必要

  再來,對一般社會大眾來說,我們很需要的是一些科普的知識,就是跟我們生活相關的知識。雖然目前台灣的兩大報有一些與書評相關的活動,但還是不夠的、是有限的,甚至它還受到社會流行所支配,受到某一種程度的限制。因此在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或者知識分配不夠均勻的狀況下,應思考如何透過書評的制度來加以改善。也就是說,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或者知識分配的不夠均勻的狀況,如何透過書評的制度來加以改善。當務之急,我會覺得不只在台灣,其實在整個華文的世界裡都是一樣的,我們欠缺非常上軌道的學術性的書評,以及一般社會大眾一般書的書評制度。如果沒有一個很上軌道的制度,我們每個人都在海底摸針一樣,每個人都自己在慢慢的摸索,沒有辦法適當去看到一兩本相關的一些刊物,就可以知道我們要找的書籍或要知道的知識是什麼。

  一旦知識分配不是很均勻的時候,一定程度就是權力分配也是不均的。那我們自己的很多命運就會掌握到那些專家或是別人來作決定,對自己一些週遭環境的一些狀況也都不是很理解。所以在第五點中我們就談到「知識參與和社會行動參與的必要」。

  我們在昨天和今天的新聞可以看到,林義雄先生帶一些人到國民黨前面去做一些核四公投的抗議行動。舉這個例子我現在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政治事件來看,而是把它看成是一個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核四到底該不該在台灣蓋?」,這個自然科學的知識,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針對核四作一定程度的公投。到底支持核四和反對核四的,他們的理由何在?他們都是專家的看法。做為非專家的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參與?哪些方面是我們應該知道的知識?可是你攤開相關的期刊雜誌,我們並不容易找到相關的書籍或相關的書評,這樣子就造成知識分配的不平均。但是這方面就跟我們台灣未來發展的命運,和華人世界未來發展命運相關,因為大陸現在模仿台灣蓋很多核電廠,有一個就蓋在香港附近。所以未來十幾億的華人到底要分布多少個核電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可是我們作為這裡息息相關的一份子,我們卻缺乏有關這方面的知識。

  不管正方、反方,反對核四的理由何在?他能不能說服我們?綠色和平組織他們主張怎樣?然後支持核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認為核能是非常安全的這些東西。這個其實雙方可能都是專家,可是雙方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部分。那每一個人為什麼可以作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就是起碼我們要分享相關的知識,因為以後說不定就要去投一票,例如公投要不要垃圾廠?公投要不要核四?未必是去公投統獨的問題,而是公投一些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若是我們對它完全不知道,我們對這些知識完全沒有任何分享時,這其實是滿危險的事情,等於把我們的命運完全寄託在那些專家的手裡。

  我自己是個社會學家,有些人常要把我看成專家,可是我覺得非常慚愧,我對台灣的理解其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千萬不能過度信賴專家。你可以去推測社會科學家是如此,人文學家也是如此,自然科學家更何嘗不是如此。

  雖然我們不能過度信賴專家,但是我們對於過度專業的知識又是非常隔閡的。這時我們必須要重建一個在台灣社會,甚至是華人世界的知識生產、消費與傳播的管道。不只是在學術世界,更重要的是一般知識的分配上,因為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經濟的基礎,甚至是我們未來命運的重要基礎。

  我們未來可能面臨要不要垃圾場的課題。垃圾蓋在別人家就好,蓋在我家不行;核四蓋在貢寮就好,蓋在我家前不行。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只有自私而已?還是對於核能,對於垃圾處理問題,你有充分的知識、充分的理解?這時如果有人努力去做這類知識的撰寫、傳播跟介紹,有個上軌道的書評制度,那麼我們就比較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理解自己在日常週遭生活裡面一些正在發生的知識專業化、知識爆炸化,這樣的狀況下,我們才更有積極參與的可能。否則的話,我們很多命運真的就聽任這些專家來作決定。

  我自己也被看成某種專家,但是非常慚愧,而且非常汗顏、非常害怕。因為社會學家能看到台灣的社會發展,其實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每天都在發現,台灣都在變,但是我們每天知道的事非常有限。那你就可以理解,現在台灣社會裡面各種不同專家,其實都是這樣子的。他都應該謙卑,應該學學佛法,應該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這樣子,其實我們一般社會大眾,可以更積極地去參與,去分享知識、去理解知識,甚至透過一定的社會行動,來要求知識某種程度的公開化、普及化。這個是我今天講出來跟大家作分享的。謝謝各位!

  【編者按】本文為92年12月13日假臺北印儀學苑舉行「品書與書評」論壇之發表文。




【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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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期:「佛教文獻檢索與利用(一)」,93年9月10日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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