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五十期/86年6月20日

台灣佛教的比丘尼整體表現及其原委

「比丘尼的台灣經驗」座談會(四)

江燦騰


台灣佛教界的事務,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比丘尼負擔的;

台灣比丘尼的專業水準,在佛教史上是罕見的;

台灣比丘尼的事業之多元化及其影響力,在歷史上也是被肯定的。



  由於時間有限,在這裡我只能以比較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及其所以如此的相關背景。

  從宗教現象來看,台灣佛教比丘尼之多和彼等對當代台灣社會所產生的鉅大影響力,乃是佛教史上罕見的宗教現象。在當代台灣佛教的任何寺院和教團裡,若無比丘尼的協助,甚或全權處理,則幾乎凡事都很不容易進行。我甚至曾在一些公開的場合表示過:台灣佛教其實已是女性當家,若比丘尼集體罷工,則當代台灣佛教有可能馬上就要面臨崩盤的窘境。——這樣的看法,從剛剛在座談會上報告過的淨心長老的口中,也可以證實。

  可是,在討論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及其原委時,我們不能一刀切,只談當代或只談戰後的這一階段,而必須追溯到日據時代才行。

  因此,我在今年(一九九七)出版的新著《台灣當代佛教》(台北:南天書局),特別撰文討論台灣佛教女性剃度的百年滄桑。在此文中,我根據各種可靠的歷史文獻指出:

  一、台灣比丘尼的前身,即清代以來的佛教女性,有一個時期,是以帶髮修行的「齋姑」為主的。

  二、台灣正式比丘尼的出現,是本世紀初期的事,而且,一開始就和台灣佛教改革運動有關,也幾乎和台灣女權運動的崛起同步。這一重要的起點和意義,我們是不能加以忽略的。

  三、台灣佛教比丘尼由於一開始就和台灣現代化有關,所以標榜專業性、自主性,以及因之而產生的社會影響力,一開始就很明顯,在日據末期更是達到高峰。可是由於日本戰敗,台灣主權回歸中國,日本佛教各派隨著殖民統治結束而退出台灣,連帶的,許多受過日本佛教高等教育的佛教女性菁英,也面臨了轉型的困難。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大批大陸僧侶逃難來台,藉著戒嚴體制的組織控制和傳戒一元化的長期影響,使得台灣佛教比丘尼,只能退居幕後,而由比丘主導佛教界。這也是導致很多人,誤解為台灣佛教比丘尼只是在當代才會活躍的主要原因。其實是由於政權變革和佛教型態不同,才導致戰後台灣比丘尼的長期沈默。

  四、台灣佛教女性的人數之多,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現象,這和台灣社會的開放性格有關。可是,在未解除戒嚴以前,台灣充滿了政治的禁忌,社會運動也不易公開進行,所以比丘尼的社會影響力,一時也不易為外界所察覺。台灣比丘尼的專業性、自主性的出現,以及社會給予的高度評價,都是發生在近十幾年裡,可見外在環境的變化——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革、政治威權的式微,都是發生於這一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女權運動的全盛期——也是促使台灣佛教比丘尼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五、台灣最早的女性教團可追溯到日據時期大崗山的龍湖庵。龍湖庵迄今猶存,人數也多,可是因為缺乏現代化的自覺,而失去早期的社會影響力。當中的關鍵,就是能否具有現代化的自覺與因應之道。目前台灣佛教比丘尼的現代化教團,可以香光尼僧團為代表,其出家眾的教育提升、庶務的磨練、民眾教育的舉辦等等,可以說無一不講求;在設備方面,圖書館、出版社、電腦管理等,也頗具水平,特別是佛學資訊方面,更是國內極具專業性代表的道場之一,此所以舉香光尼僧團代表台灣佛教現代女性教團的原因。

  六、就教團看,現代化是其成功的必備條件,就個人看,亦是如此。以昭慧尼師為例,她主持的「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是台灣少數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曾在反挫魚運動中,大顯身手,如今也盡力於動物權的提倡。她所著的《佛教倫理學》,其中觀念之新和開放,可以說在亞洲佛教界居於先驅的地位。凡此可以看出:事業化、現代化和自主性,是台灣當代比丘尼整體表現所以傑出的原因。

  達賴喇嘛說要來學習台灣比丘尼的教團制度,除了傳戒等各種既有制度外,更需知道台灣比丘尼的特徵——專業化、現代化和自由性。了解了這一特徵,對比丘尼迎向時代的關心,才是真正具足意義。

  最後,我把台灣比丘尼的整體表現歸納為三點:

  一、台灣佛教界的事務,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比丘尼負擔的。

  二、台灣比丘尼的專業水準,在佛教史上是罕見的。

  三、台灣比丘尼的事業之多元化、之認真、之受社會肯定及其影響力,在歷史上也是被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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