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五十四期/87年6月20日

宗教「末日說」的省思

蔡彥仁


「末日說」的產生是客觀的歷史、社會背景條件下,加上教徒主觀的詮釋後配合而成。

與其受政治、社會變動影響而驚慌地猜測「末日」之期,不如善用現有資源改變環境;

真正的「末日」應是每一個人去世的那一天,這一點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數年前因為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動,加上選舉間各政黨的宣傳造勢,以及《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的出版震撼等等因素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在宗教界尤其是激進的基督教派與一些新興宗教團體間激發了「末日說」的傳佈,並導致了或「悔罪」或「移民」等應變之道的鼓吹。

  從宗教史的角度來看, 「末日觀」( eschatology )普遍存在於許多宗教的傳統裡。早期印歐民族神話中即有善、惡之神進行最後的、毀滅式的大戰情節。這種二元對立、世界終末的思想,塑造了瑣羅亞斯德教、印度教、佛教的基本宇宙觀。近東上古的創世與毀滅神話中,也頗多類似的說法。

  在希臘化時代( Hellenistic Age ), 因為猶太民族的特殊遭遇,在順著其先知的預言傳統並納入上古神話中的神祕異象、詞彙、數字、象徵等元素,使「末日觀」發展至圓熟境界。早期基督教接續而下,把這種「終末↓毀滅↓新世界」的宇宙觀,建構在耶穌此人身上,形成了日後基督教中不可或缺的信仰基礎。

  「末日觀」在基督教傳統中,常因歷史情境的變遷而浮顯出來。《新約聖經》特別是〈福音書〉中耶穌對末日之前種種景象的預言,提供了歷代基督教徒詮釋世界末日的根據。簡而言之,凡是飢荒、地震、瘟疫等天災頻仍,或是政亂、戰爭等人禍慘烈不止,都可視為末日前的徵兆。 其他如「世紀末」( fin de siecle )交替之際,因對數字神祕的聯想與預測,也會產生末日的期盼。即使是在昇平之日,少數基督徒也會認為俗世間道德的淪落,即是末日快要來臨的前景。而以上這些構築終末思想的條件如又同時合湊並存,「末日說」的激盪、強化自然是合理的結果。

  傳統的主流基督徒常自視為入世而不屬世,與俗世社會維持著若即若離的辨證關係。最近「末日說」的傳佈與提昇,是少數教徒藉著其特殊的世界觀,而對現時環境解讀後的反應。反之,透過對「末日」的反應現象,我們也可以以小窺大,得知今日社會的「脫序」程度。在此一意義上,這些教徒是整體社會的溫度計。

  雖然說「末日觀」是基督教與某些他種教派的信仰核心,但是在解讀現今社會為「末日」一事上卻值得商榷。首先,所謂天災、人禍古已有之,於今卻不一定為烈。教徒的「觀兆說」有必要從一較持平的宏觀態度,衡量比較各歷代的史實而定,如只是集中放大於一時、一地,則未免有偏狹之嫌。

  再則,預測「末日」將於何年、何月、何日發生,顯然只是少數人為滿足窺知未來的欲望而設,並非有確切的教理根據;「末世」容或有徵兆,其最後的「變天」之日卻只能是個永恆之謎。又則,純以基督教神學而言,「末日」的來臨應是基督徒得救贖之日,是值得歡喜迎接而非恐懼以待。如因害怕其降臨而以移民為逃避的對策,恐怕難逃自我矛盾之譏。 另一方面,所謂「末日」應是指「全宇宙性」的 (cosmic scale),若選擇性地認定只發生在台灣,則純為主觀臆測,也於理末合。

  「末日說」的產生是客觀的歷史、社會背景條件下,加上教徒主觀的詮釋後配合而成。在民主社會裡,每個人都有權利採取合法的行動,以保障自己的權益,部分教徒的移民出走當然應做如是觀。不過,就宗教的感人力量而言,隨俗地往赴「太平」、「豐腴」的世界,較之入世救拔苦難、待贖的社會,兩種作法所呈現的差別,自然是不言而喻。更進一步地說,與其受政治、社會變動的影響,而驚慌地猜測「末日」之期,不如善用現有的資源以改變環境;真正的「末日」應是每一個人去世的那一天,這一點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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