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六十三期/89年9月20日

 

 

森林的危機

森林遭到入侵

卡瑪拉•提雅瓦妮琦 

法園編譯群 

 

 

 


自從泰國成為現代國家後,曼谷政府一直將雲遊僧與村落僧視為目標。

他們稱頭陀僧為流浪漢,企圖以中央集權來管理各種佛教傳統的僧侶,

在曼谷菁英的眼中,實踐苦修的頭陀僧是毫無價值的。

 

 

 

 

雲遊僧將自己的生活帶到了邊緣,他們時常前往少有人居住的森林,獨自一人或與同伴們一起禪修。對他們而言,構成外在世界的大多是森林邊緣的村落,有時是鄉間小鎮,或很少乃至有必要時才去的曼谷。頭陀僧對於主流社會的發展並無意見,他們在「森林僧團期」大致可以維持自治,並可不受阻礙地到處雲遊。

但即使是在「森林僧團期」,曼谷對他們還是有計劃的,東北方的僧伽當局試圖召募阿姜曼的弟子,並部分成功地將他們安住下來。然而直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森林外的世界以更明顯的衝擊來影響頭陀傳統,甚至在最後給予嚴重致命的一擊。

一九五○年代,禪修在都市佛教徒中建立起地位,大宗派高階僧侶阿姜皮蒙曇(Phimon-tham),以曼谷的瑪哈太寺(Wat Mahathat)為中心,開始全國性的禪修課程,並授予幾位教授禪定的老師—包括一些頭陀僧榮譽頭銜。然而,禪修這個顯而易見的合法性並未持久,政治與環境的變化使禪修式微,甚至造成雲遊僧生活方式實質的滅亡。導致這些改變的最主要原因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右翼軍人及新政府的國家經濟發展與闢林政策。

 

宗教改革的嘗試

 

本世紀的後半葉,僧伽當局把大多數地方傳統佛教的僧侶,納入曼谷的僧侶組織系統中,然而寺院的教育卻逐漸失去適切性。當都市社會史無前例地西化,僧伽的教育系統卻保持不變時,受西方教育的老師,愈發自認為比學院派僧侶或行政管理僧侶更有見識。因此,當貧窮的孩子仍舊至僧院學校上課時,愈來愈多中上階層的小孩到世俗學校受教育。一位年長的僧侶估計,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年輕人遠離了佛教,都市僧逐漸失去其知識者領導的地位,而且為數甚多年輕優秀的僧侶褪去僧袍。

瑪哈太寺的住持阿姜皮蒙曇 (1) 與僧伽內政部長在一九四一年的「僧伽法案」中,試圖整合禪修與經典研習,將它們合而為一,以改革並復興現代佛教。阿姜皮蒙曇堅信,一九○二年僧伽改革的創始人犯了一個致命的缺失—犧牲禪修以推廣經典研習。在他的觀念中,「佛教的本質……只有在禪坐中可以尋獲。」他並於一九四九年從龍蓋、孔敬、柯叻與烏汶等省,邀請當地傳統的禪修大師到瑪哈太寺,指導比丘與沙彌修習奢摩他(定),為了在僧侶與信眾間推廣禪修,更在一九五一年建立毘婆舍那禪修中心。

阿姜皮蒙曇的改革受到緬甸宗教復興,以及行政院長烏努(U Nu)(2) 對僧俗禪修的支持所影響。他覺得緬甸式的毘婆舍那禪法,對泰國的都市人來說,既簡單又實用。因此,在一九五二年從東北送一位具有九級巴利文程度,名為瑪哈求度•央拿西提(Maha Chodok Yanasithi)的泰寮大宗派比丘,到緬甸修習毘婆舍那 (3)。當瑪哈求度回到泰國時,也帶回兩位緬甸禪師(其中一位是他的指導者)到泰國來教授毘婆舍那,在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年之間,瑪哈求度一直在瑪哈太寺禪修中心指導禪修。

這項大宗派行政管理高僧的創舉,引發了法宗派長老對該派禪僧的注意,並善用這些資源。一九五一年,法宗派南方領袖邀請阿姜辛(Sing,阿姜曼的資深弟子)到南方的碧武里省,教導僧侶與在家信徒禪修。隔年法宗派長老建議授予阿姜辛與阿姜帖榮譽頭銜,阿姜辛接受「庫揚威西大師」(Phru Khru Yanwisit)的頭銜;三年後的一九五五年,阿姜帖接受「庫尼洛團西大師」(Phru Khru Nirotrangsi)的頭銜,並晉陞為南方三省—普吉、攀牙與甲米省僧伽省長與「法」的導師 (4)。一九五七年,具有皇家頭銜的「洛恰喀那大師」(Phra Racha Khana)贈予阿姜曼的三位弟子—阿姜辛、阿姜帖與阿姜李(Li),這是一九○二年建立僧伽官僚制度以來,法宗派長老首度將皇家頭銜,贈予未接受過巴利文考試的僧侶。八年前,大宗派授予「帕哇那喀頌」(Phawanakoson Thera)皇家頭銜予帕南寺(Wat Paknam,大宗派寺院)的住持梭姜塔沙洛(Sot Janthasaro)。在一九四九年,梭姜塔沙洛成為這個世紀中,第一位得到如此崇高地位的禪僧,他像法宗派禪僧一樣,也沒有接受過巴利文考試。

可是很多高階行政僧侶,不論是法宗派、大宗派或都市菁英,似乎仍不重視禪修。這可從阿姜皮蒙曇一九五五年對禪僧的演講中看出:「身為內觀禪修的導師與僧伽內政部長,我保證各位永遠可以依靠我,只要我活著的一天,無論如何,我都會支持你們,而且我會捍衛各位學習與教授禪修的權利。」但阿姜皮蒙曇從內部改革的企圖未能持續很久。就如我們所見,一九六○年他遭到撤職,頭銜被撤銷,更身陷牢獄,在瑪哈太寺的禪修中心也被拆除。至於兩位緬甸來的禪師,一位回到緬甸,而另一位到春武里省的威維卡松(Wiwekasom)教導禪修。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次的瓦解?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使泰國產生根本社會性的改變,這個蛻變造成「森林僧團期」的結束。

森林遭入侵期(一九五七至一九八八年)

分別在一九五七年十月與一九五八年十月的兩次突襲,使沙立(Sarit)將軍在未受到任何挑戰下便成為軍事首長,這也意味著「森林遭入侵期」的開始。

 

〔阿姜皮蒙曇遭政府逮捕〕

 

沙立採取行動以對抗分布甚廣的異議集團—三輪車司機、娼妓、流浪者(雲遊僧歸於這一類)、作家、記者與行動主義者—以一九五二年的反共律令來逮捕或拘留他們。小規模或大規模的中國人與泰國共產黨,被迫成為地下組織,很多原來持不同意見的非共人士,為了怕遭政府逮捕或謀殺,而紛紛加入共產黨,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知,泰國文化史與宗教史中「黑暗時期」的開始。沙立不僅廢除憲法,甚至在某些高階僧侶的建議下,使一九四一年「僧伽法案」的民主制度失效。一九六二年的「新僧伽法案」(見圖一)仿照一九○二年的「僧伽法案」而重新制訂僧伽職權,並賦予僧王無上的權力。

在軍事戒嚴之下,任何一位不順從的僧侶—不論是城市僧、村落僧或森林僧,也不管其傳承為何,都有被貼上共產黨標籤的危險,也可能在不准保釋或未經審判的情況下遭收押。這段期間,曼谷有兩位激進的長老僧侶遭到逮捕,其中一位是地位崇高的大宗派比丘阿姜皮蒙曇,他是瑪哈太寺住持與前任僧伽內政部長;另一位是法宗派比丘阿姜沙那梭蓬(Satsanasophon),他是阿姜皮蒙曇的代理部長,也是拉恰提瓦寺(Wat Rachathiwat)的住持。他們遭指控有共產傾向與不貞的性行為,而被強制還俗並除去頭銜。阿姜皮蒙曇一九六二年入獄,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出獄,他回憶道:

那時很容易就會被指控為共產黨員,連最細微的「證據」都可以拿出來定罪。以實例來說吧!我來自東北方,那個區域有九成是貧窮的農民,顯然就是傳說中煽動者的溫床,因此我在一九六二年入獄,在獄中長達五年之久。

阿姜皮蒙曇被認為是共產黨的支持者而遭逮捕的另一原因,是他藉由禪修教育的推廣,而致力於現代宗教改革,如他自己所說:

我漸漸體悟雖然泰國佛教的形式、儀式與理論都井然有序,但實修卻不如此。我與有很堅定實修與實證傳承的緬甸僧侶接觸,使我明白泰國的情勢需要改革。唯有理論與實修結合,才有可能證得阿羅漢果。

阿姜皮蒙曇同時與法宗派與大宗派地位崇高的僧侶對立,他們反對他宗教改革的嘗試,最後還共謀除去他 (5)。在全國經濟發展的時代,將禪修視為進步的阻礙,認為禪修的普及是具破壞性的!就如阿姜皮蒙曇所提及的:

沙立將軍是位獨裁者,和與身為僧侶的我無法溝通,他說如果每個人都閉起眼睛來禪修,那就沒有人留意共產黨了!

 

〔雲遊僧安住於森林寺院〕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雲遊僧要繼續過頭陀生活是愈來愈不安全了,阿姜曼的第一代弟子一定警覺到雲遊的危險性,因為他們很多人開始安住在一個地方,或建立起自己永久的森林寺院。在「森林遭入侵期」的前夕(一九五七年),五十九歲的阿姜範,開始定居於沙功那空省帕那尼空縣(Phanna Nikhom)的康穴隱居所(Kham Cave Hermitage),後來稱為帕森康寺(Wat Pa Tham Kham),他在那裡停留了六年。同時在一九五七年,四十八歲的阿姜拉,定居於麥克打汗省的召卡小山丘隱居所(Jau Kau Hill Hermitage,即普召卡山寺(Wat Phu Jau Kau))。兩年後,四十歲的阿姜查,在烏汶省他出生村落旁的巴蓬(Phong Pond)森林裡,創立了森林寺。阿姜夸(Khaw)在烏隆省建立中日鼓穴隱居所(Midday Drum Cave Hermitage)。而一九六二年,七十二歲的阿姜汶,住進清邁省湄龐山(Maipang Mountain)的寺院。一九六五年,六十二歲的阿姜帖,定居於龍蓋省的巨岩隱居所(Huge Rock Hermitage,後來成為希瑪蓬寺(Wat Hinmakpeng)),並且在兩年後開始建造寺院。阿姜李在位於曼谷南方二十五公里的巴南省,建立了教導禪修的阿梭卡藍寺(Wat Asokaram),於三年後的一九六一年逝世。

儘管漸增的壓力讓他們留居,一些阿姜曼最年輕一代的弟子,仍希望能保持原狀,四處雲遊,但是被懷疑為叛黨的危險最終還是令他們屈服了。阿姜撰與阿姜宛的回憶及其他僧侶的故事,說明這幾年政治、社會與環境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嫌疑犯:阿姜撰〕

 

東北的第一條道路於一九六○年開始建造,經濟與環境於是開始迅速變化。碎石路連結泰國中部沙拉武里省到柯叻省,再到在東北中央的孔敬省,一直到東北上方的烏隆省,但東北大部分的省分還是孤立的。在一九六一年,百分之四十二的東北方仍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一九五八年,阿姜撰出發去尋找適合隱居禪修的洞穴,從龍蓋省鄉下小鎮出發,他乘船順湄公河而下,到了邊康縣(Beung Kan),然後步行至新黑土塘(Ban Naung Dindam)的小村莊,請村民指引他到蓬披賽縣(Phon Phisai)稠密的粉紅森林。在他選擇好禪修的地點後,村民們為他搭建了一個可以坐臥的平台,他們告訴阿姜撰,五里外最近的一個村落裡,有兩戶卡慕族(Khamu)的人家,然後他們就回去自己的村莊。阿姜撰過了四天沒有食物的日子後,他決定走到卡慕族村,如他所預料的,卡慕族村民並不知道供養僧侶的習俗,阿姜撰教導他們,之後他們便定期供養。

阿姜撰發現森林獨居有助於他的禪修,因此他停留於珍樹穴(Jan Tree Cave),次年,一位年老的八戒女(mae chi)、一位男性淨人與沙彌,來此與阿姜撰共度雨安居。由於卡慕族村民沒有能力負擔四人的飲食,阿姜撰決定靠水和野菜過日子。不久,一位頭陀僧願意在結夏安居期受饑餓之苦的消息,流傳到附近的村落,接著便有很多人來到森林探訪他。當時還沒有路,所以他們花了許多天才能走到洞穴,雖然看到這洞穴是那麼偏僻,但他們還是決定每週帶食物,來供養阿姜撰與他的弟子們。雨季結束時,三個弟子都回到他們自己出生的村落。

阿姜撰在粉紅森林一直住到一九六二年,正當他在各個村莊中愈來愈受歡迎時,很多政府官員,以及阿姜撰所謂的「負面」官員與僧侶,開始散布他是共產黨領袖的謠言。一九六二年的某一天,阿姜撰從他的居穴步行到龍蓋省邊康縣的公牛山(Ox Mountain)時,被邊境巡邏警察所追捕,阿姜撰懷疑他們持有格殺他的命令。還好阿姜撰對地勢非常熟悉,可以走得很快,最後終於擺脫警察的追捕。後來在他搬到夸帖山(Kratae Mountain,在同一個地區),四位邊境巡邏員前來「拜訪」,並告訴阿姜撰他們奉命調查他是否為共產黨領袖。以下這段是阿姜撰與巡邏員間的對話,可以看出頭陀僧運用其智慧而獲救。

阿姜撰問調查他是否有職業共產黨員傾向的警察:「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

警察回答:「共產黨員是沒有信仰、苦難,也沒有富貴的人,只有共同的財產而沒有私產,人人平等。」

「他們穿什麼樣的衣服?吃什麼?有沒有妻小?」僧侶繼續發問。

「有啊,他們有家庭,吃的是普通食物,穿的是與村民一樣的襯衫和長褲。」

「他們一天吃幾餐?」阿姜撰問。

「一天三餐。」

「他們削髮嗎?」

「不!」

「所以啊!」阿姜撰總結地說:「如果共產黨員有妻小、著襯衫長褲、一天三餐、不削髮而且還帶著武器—那麼我,一個沒有妻小、一天一餐、削髮、穿著袈裟,而且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共產黨員呢?」

雖然他安然無恙,其他森林僧可就沒有那麼幸運,阿姜撰告訴我們,曾與他共度幾個雨安居的頭陀僧阿姜品(Peng)的事。阿姜品在一九六四年到小獅山(Phu Sing Noi)森林裡禪修時,相當好樂獨居,因此在那裡待了兩年。當時有謠言說一群叛亂份子佔據了大獅山(Phu Sing Yai),由於小獅山與大獅山同屬一個山脈,軍人以僧侶可能身處危險之由,要求阿姜品到別處結夏安居,因此他與阿姜撰就到公牛山的禮拜洞(Tham Bucha)一起安居。阿姜品離開小獅山不到一個星期,軍人去檢查他的隱居所,並放把火燒了,以防叛亂份子去利用它。村民告訴阿姜撰:

他們燒了每一個茅篷,連土瓶都盡數毀去;所有寺院旁的果樹—包括芒果、龍眼、萊姆、椰子—都被燒掉了,甚至淨人與村民種植得很好的香蕉和木瓜都不能倖免,而紅番椒、茄子與檸檬草等蔬菜也被連根拔起;井被毀壞,填入泥土,整個茅篷沒有東西留下來。因為僧侶們匆忙離去,所以並沒有帶走日常所需的物品,替換的袈裟、課誦本、佛書與佛像全付之一炬。

在聽了這些之後,阿姜撰表示任何毀了隱居所的人都累積了惡報。

一九六二年,阿姜撰離開粉紅森林不久,和一些弟子在龍蓋省的公牛山建立森林隱居所,僧侶們建造自己的茅篷、廚房與用來進食的涼棚,由於這個區域很獨立而且安靜,只有認真的比丘與沙彌會來到此隱居所,他們安定地居住與禪修了幾年。但是這個區域漸不安全,一九六六年就有六個炸彈投進這座山裡,一顆炸彈爆炸,其餘五顆未爆彈,則在他們的居穴與通常進食的涼棚附近找到,阿姜撰請當地居民通知村長,村長去通知政府官員,政府官員再通知烏隆省的美軍。

最後美軍坐直升機來引爆了炸彈,阿姜撰聽說,美軍機員前來投擲突襲北越時未用完的炸彈是種常態練習,他們在回程時把炸彈丟到下面的叢林中,只是單純地認定下面的土地—公牛山是座無人居住的處所。阿姜撰不知道為什麼這五顆炸彈在撞擊地面時沒有爆炸,但他相信這可能是三寶的力量在保護著僧侶。

雖然有人警告阿姜撰那個區域不再安全,並勸他和弟子們最好到別的地方結夏安居,但他們仍停留到一九六八年初,一直到龍蓋省的僧伽省長請他們離開。阿姜撰因而了解世界已徹底改變了,從此於森林中雲遊不再安全 (6),遭到射擊與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危險,迫使阿姜撰另找一個安全的地點,隔年,他在龍蓋省邊康縣西南方三十五公里的投克山(Phu Thauk),建立一個隱居所。同年九月,政府正式公告在三十五省中一些特定的「共產黨橫行區」,而投克山即在名單之中。(7)

當地的居民在聽說阿姜撰要在山中建立隱居所時,紛紛搬到附近的康墾田村(Ban Na Khamkaen)定居,到一九六八年為止,這個社區已增至十戶人家,同時有兩個村莊同在這個區域形成,其中一個只有一公里遠。愈來愈多加拉信、孔敬、黎逸、烏汶、烏隆與沙功那空等省的村民移入這個區域,到一九八○年為止,已增加到超過兩百戶人家了。

另一位僧侶圖伊•姜塔卡洛(Thui Janthakaro)在一九六九年到達,他就像阿姜撰一樣,也是被懷疑支持共產黨。在一九七○年代,粉紅森林或「粉紅區域」(khet sichomphu)被歸類為可能是共產黨的大本營。

 

〔嫌疑犯:阿姜宛〕

 

另一位阿姜曼弟子也在尋找一個長住的居所,如此他與弟子們才得以安住。阿姜宛與他的弟子於一九六一年雨季在沙功那空省誦道縣(Songdao)普潘山脈(Phu Phan)的鐵山(Phu Lek)一處孤立的洞穴中結夏安居,這個洞穴與最近的村莊相距十至十二公里。當地居民口中阿姜宛的隱居所山寺(Wat Doi),離位於同一個山脈的薩汪達汀縣(Sawang Daendin)阿姜範的康穴隱居所不遠。誦道縣、薩汪達汀縣與瓦儂尼瓦縣(Wanon Niwat),很快就成為整個東北方政治敏感、叛黨掌控的區域,同時,如人所料地,政府在這裡發動很多鎮壓行動。舉例來說,一九六一年雨季前幾個月,前薩汪達汀縣議員,同時身兼家鄉數間學校的校長—庫恩倉達旺(Khraung Chandawong)遭逮捕,並在縣警察局前處死後,他的遺孀與三個小孩都加入共產黨。同年,泰國共產黨宣稱,將以武力革命對抗沙立獨裁政權 ,於是他們在叢林中以武力對抗政府軍隊。在此期間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學家吉普米薩(Jit Phumisak),在沙功那空省普潘一帶中槍身亡。

由於這種暴行,阿姜宛與同行僧侶們決定安住下來,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的每一個結夏安居,他們都在洞穴隱居所中度過。他們剛抵達時,並沒有任何道路,比丘與沙彌要走十至十二公里,才能到村子裡為村民進行佛教儀式,為了讓村民更方便,也為了讓僧侶便於旅行,阿姜宛與弟子們築了一條七公里長的路,連接他們的寺到那隆—坎比路(Naungluang-Kambit,不久前才由政府舖設的)。自此,愈來愈多村民來聽阿姜宛的開示。

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地方政府懷疑阿姜宛是共產黨支持者,利用森林道場對叢林叛軍進行補給,同時一些共產黨員也懷疑阿姜宛是政府間諜。森林雲遊僧之所以遭到雙方的懷疑,是因為他們建立起廣泛的人際關係。如湯比亞(Tambiah)所指出的,這樣的人際關係能同時幫助反政府游擊隊的活動,及親政府的反破壞計劃。一個僧侶可以輕易地秘密組織起來,或四散到鄉間來收集情報或動員佃農—至少在游擊隊與政府官員的想像中是如此認為。

像阿姜宛與阿姜撰,這種住在森林深處或孤立洞穴的頭陀僧,是因為與叛亂份子居於同一個區域,而被當成嫌疑犯。例如庫恩倉達旺在薩汪達汀縣的鐵山森林、瓦儂尼瓦縣的伊邦森林(Ibang,兩者都在沙功那空省)、龍蓋省蓬披賽縣的粉紅森林,發現法統組織(Dhamma Unity Organization)用來做武器訓練的幾個重要場所,這些在普潘山的洞穴是很多頭陀僧曾住過的,正好與泰國共產黨勢力中心位於同一山脈。例如法統組織的成員,就在普潘山脈步行即可到達的大洞穴中,儲存了很多武器。阿姜曼與弟子在另一地區—那空拍儂省那凱縣(Na Kae)的山區,找到一個不管對人或獨居皆適合禪修的場所。就在這裡,政府軍與共產黨叛軍於一九六五年八月,首次發生武裝衝突。

頭陀僧成為嫌疑犯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共產黨員與雲遊僧皆來自於同一個出生地,或來自於頭陀僧的隱居處,例如阿姜宛的出生地空掌村,正是地方官員名單上的叛亂村。村民通常不信任政府官員,因為不論是公務員、警察或軍人,都以輕蔑的態度對待村民,並剝削他們。相反地,像阿姜撰與阿姜宛這類的頭陀僧,卻是由衷地想幫助居民並改善他們生活的人。也正因為他們受到地方人士的歡迎,所以被指控為共產黨的支持者。

阿姜宛與他的弟子們曾經遭到炮擊,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阿姜宛與七位弟子到附近村落的婚禮晚宴上,進行一場宗教儀式及開示,當他們準備回隱居所時,天色已晚,他們沿路步行經過一片稻田,在離村子幾百公尺處,一些軍人開始用 M-16 步槍對著他們射擊,僧侶們繼續前行一直到隱居所。不久軍人來向阿姜宛道歉,然後就不再打擾他們了。

在一九七○年代初期,泰國皇室開始在東北地區尋找法宗派的森林僧,皇室夫婦在一九七二年首度拜訪阿姜範,並在一九七五年到阿姜宛的洞穴隱居所拜訪他。一九七五年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獲得勝戰,柬埔寨與南越政府瓦解,而寮國黨為了鞏固其在寮國的勢力,廢除六百年的寮國君主政治。隔年阿姜宛受頒「洛恰喀那大師」頭銜,但他拒絕接受,並表示森林僧侶擁有高階僧侶的頭銜是不適合的,但是他的請願並未受到理會,國王於一九七七年還是授予他「烏東薩汪威素」(Udomsangwonwisut)的頭銜。

 

〔其他嫌疑犯〕

 

而在曼谷支持教導禪修的大宗派長老阿姜皮蒙曇雖入了獄,但周遭許多具地方傳統的僧侶仍繼續教導禪修,並擁有廣大的信眾,因此他們也陷入了險境。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僧侶在那段期間遇害,以下是兩位在經歷猜疑年代後仍存活的僧侶。

天•吉塔蘇婆(Thian Jittasupho)是位具寮國傳統的禪修僧,一九六○年代初期在魯亞省清康縣(Chiang Khan)的兩座當地寺院建立毘婆舍那禪修中心,並在寮國建立一座禪修道場 (8)。天•吉塔蘇婆以他有關正念的教法聞名,他教導「覺知是功德的根本」,增長覺知勝於提供戒壇的建築經費,他的教法與其他禪師一致。另一個相似的理論出現在阿姜查的開示中:

對大部分的僧侶來說,佛教是許多的研究,而無真正的修行,每個地方感興趣的是砍伐森林來建新寺院,卻不增長心靈。在早期時,事情正好相反,禪修老師居住在自然的環境之中,且從未試圖去建造任何東西,而今供養寺院建築物,卻是大多數在家人最感興趣的宗教活動。

這種教導與現代佛教發展的主流信仰背道而馳,後者認為提供資金建造寺院的功德,等同於自已宗教精神的提昇。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這種積功德的觀念,深植於都市奉行現代佛教的信眾與僧侶中,很多軍人與政客藉由捐獻大筆的經費,以作為建造金碧輝煌寺院的資金,藉此宣示他們權力的合法化 (9)。負責行政事務的僧侶因而獲得晉陞,因為在宗教階級組織中晉陞的主要標準,就是基於候選人促進寺院建造的記錄。

毫無疑問地,天•吉塔蘇婆這樣的批評激起了一些聽眾的懷疑,他將聽眾分為三類:理解佛法並支持他的;反對他的教導並希望他垮臺的;保持中立而不起反應的。就是第二類的人控訴天•吉塔蘇婆是共產黨,他們懷疑他接受共產黨的錢,來發表反泰國「傳統」習俗的言論。天•吉塔蘇婆不是唯一受到監視的人,政府官員坐著直升機來詢問村民有關他的活動,幸而大宗派魯亞省僧伽省長與清康縣僧伽縣長,都很支持天•吉塔蘇婆,並為他辯護。

另一位情況相似的禪僧是姜年(Jamnian)(10),信眾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間,要求姜年在南方的素叻他尼省納桑縣(Nasan)蘇空塔瓦寺(Wat Sukonthawat)教導禪修。南方的森林與山區,一如東北方的森林山區一樣,長期以來是政府軍與叛軍之間暴力衝突的焦點地區,村民經歷極艱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村落正好位於充滿衝突的領域。當姜年開始在寺院中教導禪修時,有人勸他最好離開,否則就得冒著被射殺的危險。他拒絕了,最後竟還能在鎮上教導士兵佛法,而且,後來也在山中教導叛軍。因此兩邊都表示要「保護」他的寺院,以防禦另一邊,他對兩邊的答覆都是:與佛法和諧共處,就是他所需要的保護。

不用說,阿姜撰、阿姜宛、圖伊、天•吉塔蘇婆與姜年,都不是唯一受到政府或反對者嚴密監視的僧侶,許多在東北方或在別處幫助地方居民的僧侶,都被視為叛亂份子或共產黨的支持者。

 

〔真正的共產黨〕

 

自從泰國轉變成一個現代國家後,在這個不穩定的時代裡,曼谷政府將兩類僧侶—雲遊僧與從事勞動的村落僧視為目標。值此世紀交替之際,曼谷當局企圖以中央集權來管理各種佛教傳統的僧侶,他們稱頭陀僧為流浪漢,宣判勞動僧違背戒律。曼谷當局就是無法了解,為什麼僧侶喜歡住在森林或偏遠的村莊,這些僧侶的目標—實踐苦修,並儘可能幫助村民,在曼谷菁英的眼中是毫無價值的。在越戰與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結時期,住在森林的頭陀僧與像村民一般工作的村落僧,被視為叛亂份子或共產黨的支持者。為了評斷這樣的說法,讓我們參考一九六○年代的歷史記載,以及森林僧面對控訴的反應。

禪修流行於一九五○年代,因政府政策而式微。國家經濟方案一度在一九六○年代進行,禪修僧的聲望在都市菁英眼中降到新低,隨著阿姜皮蒙曇受到共產主義的指控及入獄,禪修不再得到高階僧侶的支持。那段期間,那些在瑪哈太寺接受毘婆舍那禪修訓練的人,都遭受著痛苦,對很多僧侶、八戒女與皈依信眾來說,他們的老師阿姜皮蒙曇所努力的一切,現在似乎都付之一炬了。

國家經濟發展對雲遊於森林的僧侶來說,事實上並非是最重要的,他們對時間與變遷的觀點並非都市菁英所能了解。政府領導人與僧伽官員們,是以物質的成就來衝量時間,因此無法容忍雲遊與禪修的想法,他們覺得頭陀僧浪費時間在做沒有助益的事。阿姜查的說明正象徵了一九六○年代都市菁英對禪修僧的看法:

住在這個世間並禪修,你在別人眼中就好像從未被敲過的鑼一樣,不曾作響。他們會認為你沒有用、瘋狂、失敗,但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

一個由僧伽行政長發表的諷刺言論,正反應了政府的態度:「如果所有的僧侶都坐著閉上眼,那麼佛教就無法生存了。」阿姜撰注意到政府官員的觀點:「如他們所看到的,森林僧只是闔眼坐著,什麼事也沒做,他們認為森林僧是國家發展與宗教進步的障礙。」但就頭陀僧的觀點來看,他們才是眼睛睜開的人,而且他們才是真正肩負僧侶責任的人。就如阿姜曼這樣的禪修老師,總是要策勵弟子們在一切事中保持正念,以避開人類真正的敵人—煩惱。為了回應僧伽官員對頭陀傳統的歧見,維利陽(Wiriyang)說,沒有禪修的定居僧侶「只是看守宗教的守衛」。阿姜查認為這些人(包括僧侶)將禪修視為浪費時間只是世俗的想法,他們甚至認為頭陀僧需要去謀生:

世間就是如此,如果你嘗試過簡單、修習佛法且平靜的生活,他們會說你怪誕、反社會、妨礙社會進步,他們甚至會威脅你。最後你可能會開始相信他們,並且回到世俗的方式,愈陷愈深,直到無法擺脫……,這便是社會的趨勢,並不珍惜佛法的價值。

阿姜李說明弘法不僅靠言語(教導解說佛法),也靠實踐(以自己的行為成為他人的典範),也可以藉由念頭來溝通,透過神通來啟發,並說服易於接納的心,而不需要言語。許多頭陀僧強調另一種無形的教誨—慈波羅密,一如阿姜李所指出的,一位闔眼靜坐的僧侶,可以達到超乎一般人所能想像的成就:

當善在我們的內心生起時,即使闔眼靜坐,完全不動,我們也能為其他人的福祉盡一份力。但無知的人自然會去相信這類的人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從未反觀自我的內心深處。過去的禪師因此以雷雨來作比擬,有些人可以教導別人但自己沒有內在的善,這樣的人稱為雷聲大卻沒有雨水,他們能讓別人感到敬畏,但無法帶給人清涼的感覺。而有些人倒像沒有雷聲的雨水,他們很少說話,但散發善的念頭,為他人做功德,他們的內在充滿著善,即使當時只是靜靜地坐著,也可以與他人分享善,並開發他人內心的信念。那些在如此影響下,而尋獲寧靜與祥和的人,回過頭來將會得到最崇高的敬意。

阿姜帖同時指出反對頭陀僧的歧見,他在一九六三年普吉省的一場開示中指出,毀滅宗教的人即是:

那些鼓勵惡人出家的人、在僧侶中引起衝突與不和的人、鼓勵得眾望的僧侶做惡行的人,以及鼓勵政府官員貪污的人。

真正的「共產黨」(也就是破壞社會要素的人),是那些從事造成信眾失去宗教信仰活動的人:

所謂破壞宗教的共產黨是無法掌握佛教教義,因而行為與佛法背道而馳的佛教徒,而非中國人、俄國人,更非回教徒。或是那些受了教育,雖然具有很多知識卻依然頑固不靈的人,他們知而不行,反而屈從於自己的煩惱。

阿姜撰同樣也確信,宗教不是共產黨被毀滅,而是被剝削別人的人所毀:

不論性別,或住在城市、鄉村,乃至森林,如果每個人都相互扶持,那就不會有叛黨了,那麼也就不必散播謠言或控訴他人了。

對那些頭陀禪師而言,禪修的基礎是建立在轉變個人的戒律上,他們在快速西化的泰國社會中,發現一些讓人無法理解的現象—人們不再珍惜地方習俗與道德價值,同時佛法也不再生根於個人的內心。至少這是阿姜宛所描述一九七○年代的情況:

在現今社會,人們傾向於嫉妒、貪婪、剝削、仇恨,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利用他人—偷竊、殺害、控訴別人沒做過的事。每個人都想成為大師,而且每個人都只看到他人之短。雖然科技社會已進步了百分之百,道德卻墮落了百分之二百,內心的平靜卻遞減了百分之五十,不幸與不滿的情況上揚了百分之一百五十。這是一段黑暗時期,是大災難、大動亂、無知的年代。正直與誠懇不再受到敬重,沒有人相信說實話的人,行善的人遭打壓,謙虛的人被藐視為老古板,有道德的人被斥為進步的障礙,而思想、言語、行為不道德的人卻受到現代社會的推崇,狡猾行賄且不認真工作的人得到晉陞,勤勉誠實的人不僅得不到獎賞,當事情不順遂時還常成為代罪羔羊。

就像阿姜撰一樣,阿姜宛也指出煩惱是真正的敵人,他在一九七九年逝世前六個月的開示中告訴聽眾,在現今世俗的社會裡,有些人復仇心重,知道如何去殺害、剝削、勒索、壓迫和控制他人—這樣的人被當作天才而受到歡呼。但根據佛教教理,唯有能夠殺死自己煩惱的人、克服貪婪並控制自己內心的人,才是聰明的人。

最後,國王到位於普潘的中日鼓穴隱居所,探訪八十七歲的阿姜夸。當他問這位老比丘,國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時,阿姜夸的答覆令期待他回答「叛亂份子」的旁觀者驚訝,他的答案是「貪婪與貪污」。在很多頭陀僧眼中,引起社會瓦解的真正原因是貧窮、不公、剝削、偏狹、獨裁、貪污、仇恨與差別待遇。

 

【註釋】

(1) 阿薩帕(At Atsapha, 1903-1989)生於巴通縣(Bamton,今孔敬省)的通村(Ton),一九一六年依地方傳統在西詹寺(Wat Sijan)出家為沙彌,他的戒師亞庫瑙(Ya Khu Nau)教導他讀貝葉經。十六歲時他參加一個公立學校所舉辦的教師訓練課程,通過了測驗並成為苗安高縣(Meuang Kao)克朗寺(Wat Clang)的小學老師。一九二○年,他十八歲時辭去教職,並到曼谷學習巴利文,於查那松克朗寺(Wat Chanasongkhram)待了約一年後搬到瑪哈太寺,一九二三年在那兒受戒為僧侶,他的戒師亨•柯瑪加利(Heng Khemajari,其頭銜是 Thammatrailokajan,後來成為僧王)是瑪哈太寺的住持。一九二九年,他通過了第八級的巴利文考試,六年後,他三十二歲時,被任命為猶地亞省蘇宛達蘭寺(Wat Suwandaram)的住持,而在一九四一年成為瑪哈太寺住持。這些年裡,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民主僧伽法」中被任命為僧伽內政部長,一年後接受「皮蒙曇」的頭銜。一般人會以「阿姜皮蒙曇」來稱呼阿薩帕。

(2) 烏努(U Nu)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八年間擔任緬甸首相,在所有教導毘婆舍那禪修的禪師中,最受尊崇的是馬哈希禪師(Mahasi Sayadaw)與烏巴慶(U Ba Khin)。馬哈希禪師在仰光主持塔他那耶塔(Thathana Yeiktha)禪修中心,成為緬甸其他許多禪修中心的模範。烏巴慶是一位在家的禪修老師,同時也是緬甸政府的審計部長。

(3) 求度(Chodok, 1918-1988)生於孔敬省,父親是寮族的農夫、木匠、鐵匠兼民間大夫。求度出家為沙彌之後到曼谷學習巴利文,並在瑪哈太寺受戒為僧侶。他在一九四三年至四九年間回到孔敬省,教授佛法與巴利文。當阿姜皮蒙曇成為住持後被召回瑪哈太寺,此後他便在拉康寺(Wat Rakhang)素克禪師(Suk, Phawanaphiram Thera)的指導下學習毘婆舍那(觀)。一九五一年,他通過最高級的巴利文課程考試—他是當年度唯一通過的一位,翌年,阿姜皮蒙曇將他送到馬哈希禪師在仰光的禪修中心。從一九五三年初開始,瑪哈太寺就有教導各類人士緬甸式的禪修訓練,其他各省的大宗派僧侶,也來到這個寺院禪修,直到一九六○年,當警察奉沙立之命毀壞了禪堂。

(4) 此外,為了教導禪修,阿姜帖還在寺院中創設了佛學院,並鼓勵僧侶接受考試。這是僧伽內政部長阿姜皮蒙曇在當時大力推廣的—結合學習與禪修。

(5) 根據阿姜皮蒙曇所言:「一些特定人士並不同意這點,所以主張只有國王與僧王才有權力發起宗教改革。反對我的班加瑪玻毘寺(Wat Banjamabophit,屬大宗派)住持與瑪庫喀薩提雅蘭寺(Wat Makutkasat Thiyaram,屬法宗派)住持,與我都有可能晉陞為僧王,於是他們為了個人的原因而這麼做。」

(6) 自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政府執行大規模對抗叛亂份子的搜索破壞行動,但是共產黨支持者卻持續有增無減,政府尋找叛黨的鎮壓武力愈來愈積極,武裝衝突的次數因此部分增加。

(7) 三十五省中的十四省在東北。

(8) 天•吉塔蘇婆(1911-1988)生於魯亞省清康縣的布宏村(Buhom),十歲時,依寮國的傳統出家為沙彌,服侍其出家的叔叔,並學習禪修、祈禱與法術。一年半後,天為了幫助他的父母種稻與做生意而還俗。到了特許的年齡,他才受戒為比丘,六個月後,又還俗結婚,後來成為村長。他自一九五七年開始致力於禪修,而在一九六○年,四十八歲時再度依地方傳統受戒為比丘。天說寮語,從未上過公立學校(他出生的村子裡沒有公立學校),而且不會說或讀泰語。

(9) 薩天彭(Sathianphong)是位曾出家為僧的巴利文學者,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年,大部分僧侶藉由僧侶所組成的泰國僧團來完成個人的抱負,他嚴加批評泰國僧伽在這三十年來(1946-1971)的改變,高階的僧侶不重視教學與寫作,寧可授予榮譽頭銜(samanasak)給參與建設的僧侶。他告訴我們:「今天,僧侶正失去他們身為精神領導者的重要功能,他們成為民眾社會的追隨者,致力於追求身分、地位,貪求權力、名聲與財富……,有些不值的僧侶卻得到榮譽頭銜,只因為他們受到有影響力的僧伽當局的愛戴。除了有特權的僧侶之外,能夠促進戒壇與講堂建設的僧侶可以優先得到頭銜。僧侶蓋戒壇能得到戒師的職位,蓋講堂能換得 Phra Khur 的頭銜,於是變成了常規。」薩天彭—一位通過巴利文第九級考試的僧侶,還俗後,現任教於希拉帕空大學(Sinlapakhon)。

(10) 姜年•希拉謝脫(Jamnian Silasetho)生於六坤省的一個漁村—帕蘭村(Paknam),在七個小孩中排行第五。當他的父親出家成為雲遊僧後,姜年和他的兄弟姊妹於是與祖父一起生活。他二十歲時,在同一省泰萊縣(Tharai)的那利帕拉地寺(Wat Naripradit)出家。他通過了佛教初級考試,但希望像父親一樣過著頭陀生活,儘管如此,他還是在這個寺院待了七年,然後他到董里省雲遊,尋找禪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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