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七十一期/91年9月20日

塔中的真身舍利

 林許文二•陳師蘭

靜靜注視著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的遺骨,如此真實與親切,
「舍利弗」與「目犍連」不再只是經典中的角色,原始佛陀的世界彷彿鮮活了起來!
我們相信,這樣深入心靈的奇特感受,將成為生命中最美好的體驗。

廢墟中的兩大弟子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殼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無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眾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無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底 殘林唯一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十(阿難尊者晚年,對於舊友逝去、正法難傳的感嘆之語……)

二○○○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個週日,桑奇山丘上擠滿人潮,這是桑奇一年中最盛大的慶典,摩訶菩提協會將在這一天打開寺院的內殿,恭請出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遺骨供世人瞻仰。

〔走出經典的舍利弗與目犍連〕

桑奇三塔除了藝術成就之外,最驚人的考古發現,就是長埋在塔心深處的舍利弗與目犍連遺骨!三塔因此成為佛陀聖弟子的表徵,被後世尊稱為「僧塔」。

西元一八五一年,當康寧漢第一眼看到三塔時,橫陳在他面前的只是「一片凌亂不堪的廢墟」,不過,在仔細勘查之後,康寧漢與他的工作團隊卻驚喜地發現:這堆廢墟其實只是塔塚的上半部,在這堆殘磚底下,還埋藏著尚稱完好的塔塚底部與基座的圓型平台。於是,他們移除掉塔塚外的亂石,露出殘餘的覆缽與基座,在仔細測量過這座塔的高度與圓周後,康寧漢找出最適切的開挖點,展開他擅長的挖掘工作:

我們打下一座豎直井到這座塔的中心,經過數小時的努力後,碰到了一塊大石板,至少有五呎長,坐南向北地躺著。提起這塊石板後,我們看到兩只大石箱,每只箱子的蓋子上都刻了短短的銘文,南邊的箱蓋上刻的是 SAriputasa(舍利弗的),北邊的箱蓋上則刻著 MahA MogalAnasa(摩訶目犍連的)……這些舍利就埋藏在與外部基座平台等高的位置上。(《畢爾沙塔群》(Bhilsa Topes))

康寧漢記錄了箱子的尺寸後,打開舍利弗的遺骨箱。在這只箱子中,放著一只白滑石製成的圓型小罐,罐子頂部蓋著一塊極薄的黑瓦淺碟;小罐旁有兩塊檀香木,康寧漢猜測這應該是舍利弗入滅時,火葬材堆中所遺留的木材。打開舍利罐,裡面安放著一塊小小的骨頭碎片與七種寶珠。舍利罐蓋子的內面,以墨汁拓印著一個波羅米文的字母「SA」,這是舍利弗尊者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毫無疑問地,這是屬於舍利弗的遺骨。而位在北邊的石箱中,也有另一只稍小的滑石罐,打開這只小罐,裡頭存放著兩塊非常小的骨片,舍利罐蓋子的內面也拓印一個字母「Ma」,這是摩訶目犍連尊者名字的第一個字母,說明這正是摩訶目犍連長老的珍貴舍利。

對佛弟子來說,這兩位聖者的名字出現在近代的考古遺蹟中,絕對是震懾人心的大發現!長久以來,這兩位偉大的佛教尊者一直只活在人們的懷想憧憬中,如今,透過舍利遺骨的出土,他們終於跨越二千五百年的歷史鴻溝,走出經典,走出虛幻,成為活生生的人物!

〔神聖舍利的百年之旅〕

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眾生之父母,以生已長養令大者目犍連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與人說法要,成四諦;目犍連比丘與人說法要,成第一義,成無漏行。汝等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

舍利弗與目犍連尊者可說是僧團中最重要的兩位長老,他們不但是佛陀最得力的兩大弟子;對於佛法的傳續與僧團的發展,更有著不可磨滅的極大貢獻。這兩位大弟子相繼入滅後,佛陀曾罕有地表現出感傷之情,除了藉此勸勉諸弟子們應精勤修行外,也告訴弟子們:「汝等今日可供養舍利弗、目犍連比丘舍利。」於是,兩位長老的舍利便有了長眠的聖塔。

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八)記載,舍利弗尊者的舍利經由阿難交給給孤獨長者供養,為了方便眾人供養舍利,長者便向佛陀請示建塔的形式,佛陀當時開示:

可用磚瓦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缽。隨意高下,上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豎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

佛陀並說:

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

以此明確制定佛塔兩旁可安置諸大聲聞長老之塔。可惜考古學者並未在舍衛城內找到這座舍利弗塔,連法顯與玄奘大師在印度旅遊時也未提到這座塔,因此,尚須等待舍衛城遺址的全面考古挖掘,才有辦法驗證。不過,從桑奇三塔的樸素造型,與它靜靜守候在佛陀大塔的北方五十公尺處的情形看來,經文內容的可信度相當高。

根據康寧漢推測,當年阿育王為推廣佛教,於全印度建塔供奉佛陀舍利時,一定也對舍利弗與目犍連等聖弟子的遺骨作了同樣的動作。因為除了桑奇三塔外,康寧漢在桑奇附近的薩達拉(Satdhra)塔群二號塔中,也挖出兩位尊者的部分舍利。此外,法顯在《佛國記》中寫道:

摩頭羅國(即「秣菟羅」Mathura)佛教興盛,眾僧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

這段記載表示秣菟羅也曾經有過這兩位長老的紀念塔,加上王舍城郊、那爛陀遺蹟區中壯麗的舍利弗塔等,長老們的聖塔必定曾經遍布全印度,然而,如今只有在桑奇,才能瞻仰到兩位聖者的舍利了。

桑奇三塔與薩達拉聖塔中的兩大聖者舍利在出土後,就被送到英國倫敦的維多利亞皇家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保存。只是,原本帶有神聖意涵的舍利,在信仰基督的陌生國度裡,與許多看來更眩人的古物共處一室,很自然淪為玻璃櫃中一只不起眼的展示品,孤寂地埋沒在不屬於它們的世界中,靜靜地度過近百年的寂寞時光。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的摩訶菩提協會(British MahA Bodhi Society)終於下定決心,要把兩位尊者的舍利迎回印度,重拾其所蘊涵的深遠意義。於是便派遣一支陳情代表團,前往倫敦向博物館的負責人提出請求。博物館方面對這件事雖然深表贊同,無奈他們並沒有決定權,只能答應讓一個佛教團體進入博物館中禮拜舍利,卻無法讓舍利回到屬於它們的佛教世界中。

一九三八年,印度摩訶菩提協會(MahA Bodhi Society of India)再度向英國與博物館提出將聖者舍利送回印度的申請,這次,英國政府很快就答應了這個請求。當印度方面得知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將回到祖國安奉時,波帕爾的行政首長就向摩訶菩提協會表示,希望能讓舍利重回它們原本的奉祀之處—桑奇。

協會方面對這項提議深表贊同,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將舍利保存於波帕爾地區,但舍利的所有權仍然屬於摩訶菩提協會及所有的佛教徒。為了迎接舍利的歸來,波帕爾政府計劃在桑奇遺蹟旁建立一座全新的聖殿以奉祀舍利,另外又讓出一塊土地,準備建造精舍,供摩訶菩提協會的僧侶與前來禮拜舍利的朝聖者們居住。

一九四七年初,摩訶菩提協會的代表前往英國,在莊嚴的儀式中,從國務大臣手中接下長老們的舍利,舍利總算正式移交回印度手中,可是它們並未直接回到家鄉,因為虔信佛教的錫蘭人熱切地希望舍利能在錫蘭停留,供人禮敬瞻仰。因此,它們就暫留在錫蘭的可倫坡博物館(Colombo Museum)中。

兩位尊者的舍利在錫蘭受到極盛大的歡迎,人們像桑奇雕刻中的遊行隊伍一樣,在樂隊的伴奏聲與飄揚的旗幟彩帶間,舍利被放在一只金盒中,頂在大象頭上,緩緩載送到博物館。沿途萬頭鑽動、盛況空前,據說那是一個人一輩子再也不會看到第二次的動人場面。舍利在可倫坡博物館停留一年九個月又二十二天,每天都有上萬名信眾朝禮舍利。直到一九四九年初,舍利才移交給印度駐錫蘭的外交首長,由摩訶菩提協會的代表迎回印度。

載運神聖舍利的船駛進加爾各答。經過了將近一百年,這兩位長老的舍利終於再度踏上印度的土地。它們被送進加爾各答一座安靜的精舍中,安奉在世尊的舍利旁,等待桑奇的聖殿準備就緒。在等待期間,它們又陸續被迎請到比哈省(Bihar,古摩揭陀國)與沙爾納斯(Sarnath,古鹿野苑)的佛教中心,以及拉達克(Ladakh)、阿薩姆(Assam)與奧里薩(Orissa)等佛教省份,甚至遠至緬甸、尼泊爾、錫金、西藏與柬埔寨等鄰近的佛國,供全世界的佛弟子禮敬瞻仰。

由於緬甸政府的熱切請求,摩訶菩提協會決定將舍利分出一部分送給緬甸。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緬甸的首相親自到加爾各答迎請舍利,將之安奉在仰光附近的世界和平寺(Kaba Aye Zedi)中。接著錫蘭也提出請求,於是又有部分舍利分送錫蘭,安奉在摩訶菩提寺中。

一九五二年底,桑奇的所有建設終於正式完工。經過十七年的申請、移交、遊歷與分送後,兩位尊者剩餘的舍利終於又回到桑奇。它們被安奉在新建聖殿的內殿中,由摩訶菩提協會負責看管,並於每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開放,讓全世界的佛教徒都能瞻仰兩位尊者的舍利(目前安奉於摩訶菩提寺內的兩位尊者的舍利與舍利罐,是來自薩達拉塔群,而非桑奇)。

舍利之光

跟著魚貫的人潮走進聖殿,映入眼簾的是一座舖滿鮮花的聖壇,壇上坐著仿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像,佛像前一只金質小台座上的兩個圓形玻璃盒中,就安放著兩位尊者的舍利。一位比丘用含苞的金蓮花指舍利罐,向我們說明:「這是舍利弗的舍利,這是目犍連的舍利。」當我們閉上雙眼,虔敬禮拜的那一瞬間,眼前彷彿浮現兩雙黝黑乾裂的赤足,這赤足曾跟隨人間的導師,堅毅地走過恆河平原,為人們留下息滅苦惱的清涼之法。

而今,兩位尊者雖然只剩下這丁點的遺骨,但已足夠震撼人心,因為即使只是短短一剎那的注目,也能讓人在電光火石的瞬間,思憶起佛陀與他們的智慧言行。靜靜注視兩位尊者的遺骨,如此真實與親切,「舍利弗」與「目犍連」不再只是經典中的角色,原始佛陀的世界彷彿鮮活了起來!我們相信,這樣深入心靈的奇特感受,將成為生命中最美好的體驗。

走出大殿已是日暮西山,夕陽餘暉下,摩訶菩提寺散放耀目的光芒。有些廟宇儘管金碧輝煌,香火鼎盛,充滿著信仰的熱誠,卻無法帶給人們深刻的感動;而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舍利,卻給了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心靈悸動。兩位尊者的舍利之所以珍貴,並不在於它有什麼神秘力量或予願大能,而是它能帶領人們進入聖者的生命,並且昭告世人,澄澈而覺醒的生命將不會消失於人間,而這正是尊者們遺留給世人最珍貴的神聖禮物!

十位傳法師

桑奇二塔又稱為「法塔」,因為在塔中發現十位阿育王時代相當重要的傳法長老的舍利。

西元一八一九年,世人初次發現桑奇時,二塔的保存還相當完好,但一八二二年,在前來「調查」的英國行政副官強森手中,桑奇卻元氣大傷。因此,當康寧漢在一八五一年到達時,非常擔心其中的舍利已遭破壞。不過,當他仔細測量後,便發現二塔的中心部分並未受損,在開挖後不久,就順利到達放置舍利的密室。

……我們花了數小時的時間工作,將裂縫中間鬆動的石塊清除乾淨,然後小心地打下一支豎井進入塔中心。三個多小時後,我們移除掉豎井西邊的一塊石頭,眼前就出現了一個小密室,其中放著一只石箱。(《畢爾沙塔群》)

康寧漢仔細地記錄了密室與石箱的尺寸、結構及位置,並且在石箱的東面發現三行銘文:

律部所有支派的導師,阿羅漢迦葉波•俱特羅(Kasyapa Gotra)、優波提耶,以及律部的導師阿羅漢瓦吉•蘇維迦耶多(Vchh* Suvijayata)。

他們打開石箱的蓋子,發現裡面放著四只滑石製的舍利罐,每只罐子中都保存焚燒過的人類遺骨,且罐上都註明安奉於其中的聖者名字。康寧漢將舍利罐上的銘文條列整理如下:

第一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全雪山部的傳教導師,解脫者迦葉波•俱特羅(Kasyapa Got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末示摩(Madhyama)的舍利。

罐子底部——解脫者訶利底子(HAritputra)的舍利

第二只舍利罐

罐子外部——俱多(Gota)的弟子、解脫者瓦吉•蘇維迦耶多(Vchh* Suvijayata)的舍利。

罐子內部——卡卡那瓦•婆巴沙那(Kkanava Prabhsana)的獻禮。

第三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解脫者摩訶瓦那耶(MahA VanAya)與解脫者阿帕吉羅(蓶agi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俱呼丁耶子(Kohudinya Putra)的舍利。

第四只舍利罐

蓋子外部——解脫者憍希吉子(Kausikiputra)的舍利。

蓋子內部——解脫者俱提子(Kotiputra)的舍利。

罐子底部——解脫者目犍連子(Maudgalaputra)的舍利。

這些名字乍看之下似乎並無意義,可是如果深入了解早期佛教史,將會發現這幾位長老均是西元前三世紀時的重要法師!其中幾位曾參與佛教第三次結集,並在結集會議後,受阿育王派遣,至鄰近各國傳教。他們舍利的出土,使原本模糊的阿育王歷史頓時清晰起來。

西元前三世紀,由於阿育王大力護佛,佛教成為這片次大陸上勢力最強大的宗教,但也因此造成嚴重的外道附佛問題。許多外道行者為了豐厚的供養與尊崇的地位,假扮比丘混入佛教僧團中,成為所謂的「賊住比丘」!他們在僧團中巧妙地以佛教語言傳播外道思惟,使佛教僧眾對「法」與「律」的認知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

為了解決這種亂象,阿育王從阿呼恆迦山(Ahoganga)請出目犍連子帝須長老—他是優波離尊者的第四代弟子,也是當時上座系分別說部的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召集了約一千位長老大德,在華氏城(今巴特那,Patna)聚集會議,重新整理佛陀的教法與律制,編纂成《論事》(Katha-Vatthu)一書,並趁機將「賊住外道」擯出僧團。這次規模龐大的僧團自清行動與經、律藏整理工作,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結集。

〔派遣僧團出國宣教〕

就在第三次結集後不久,阿育王以傳播佛法之名,將十多位大長老分成九個弘法小組,分別率領幾位比丘前往異域弘法(根據南傳佛教記載,這些傳道長老是由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所挑選並派遣)。從阿育王石刻敕文與斯里蘭卡《大史》、《島史》的相互比對,可以整理出弘法長老姓名與他們各自的傳道地區(見表一,頁 100)。

對恆河流域的佛弟子而言,佛陀自是無可取代的唯一導師,然而長老們來到氣候風俗各異的地區傳法時,為了讓當地人易於接受,難免會依不同的風土民情,再揉雜自我體證的內容來說法,因此,對這些邊地民族而言,他們才是當地的佛教祖師。於是,一個個新的佛教教派就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例如宣教於東南印的摩訶提婆(又意譯為「大天」)成立「制多部」;前往西南印的大曇無德則有「法藏部」;沿喜瑪拉雅山區傳教的末示摩與迦葉波•俱特羅等則成為「雪山部的導師」;而由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率領、遠赴錫蘭島宣教所傳衍的法脈,後來則發展為「銅鍱部」……。原本為了消弭分裂、壯大佛教而作出的「派遣傳道師四出傳法」的政策,最後卻成佛教部派興起的推波助瀾之力,這或許是阿育王當初始料未及的吧!

〔二塔舍利與宣教長老〕

對照二塔舍利罐上的銘文與出使傳法的長老名單,將會發現二塔中所安奉的舍利,正是屬於二千二百多年前「傳法大時代」的傳道長老。如第一只舍利罐外部所刻的「解脫者迦葉波•俱特羅」與罐子內部刻的「末示摩」,即是被派到雪山地區大長老中的兩位,且罐子外還明確地刻上「全雪山部的傳教導師」字樣,更證明他們的身分。舍利罐上的其他名字雖然較為陌生,但絕對是當時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桑奇附近的其他古佛塔中,也曾發現他們的另一部分舍利,如在安德佛塔(Andher)中,就又發現訶利底子與目犍連子的舍利。

因此,英國學者渥德爾(A. K. Warder)認為,除了摩哂陀所率領的分別說部的法師們,是從桑奇或毗迪薩出發前往錫蘭,迦葉波•俱特羅與末示摩等長老們,應該也是從桑奇附近前往遙遠的雪山地區,因為在鄰近桑奇的娑那里佛塔(Sonri)中,也發現他們的另一部分舍利。雪山部又稱為根本上座部,根據日本學者佐佐木教悟的看法,當時同屬上座部系統,以正量部為中心的犢子、賢胄、法上、六城等部派,正是以阿育王時期的末瓦國與阿槃提為主要根據地(又稱阿槃提派),因末示摩與迦葉波•俱特羅長老的舍利出土,證明桑奇周邊地區的確是當時上座部佛教的重鎮之一。

誠如康寧漢所說:

只要在佛陀曾履足弘化的地區找到更多的早期佛塔,並且作更深入地研究挖掘,我們就能得到更充足的銘文資料,那麼,要釐清佛陀—這位偉大導師的確切年表,與佛教在佛滅後的發展情況,以及古代印度的混沌歷史,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務了!

傳法長老的真身舍利,證明他們確實存在,以及阿育王派遣傳教師出國的歷史真相。透過這些舍利,人們得以連接起佛教發展過程的大致年代與重要人物。由於舍利罐與佛塔欄楯上的銘文,通常會提及長眠者或捐贈者的父親、師長及出生地等基本資料,後世的人們因而可以得知當時佛教擴展所及的地區,甚至連接起一個完整的家系族譜。譬如親手挖遍桑奇周邊佛塔的康寧漢,就根據豐富詳盡的舍利罐銘文,架構出一個跨越四代的族譜。(見表二,頁 102,譯自《畢爾沙塔群》)

只是,以上的推論畢竟都是康寧漢的一家之言,尚需考古學者們辯證出真相。例如第四只罐子底部所刻的目犍連子(Maudgalaputra),康寧漢認為他就是主持第三次結集(西元前 241),並以八十高齡入滅(西元前 233)的大長老目犍連子帝須。但是,馬歇爾卻反駁,因為在安德佛塔出土的舍利罐銘文中,證明這位目犍連子是同一只舍利罐中的俱提子(Kotiputra)的弟子,也是杜羅毗娑羅(Durabhisara)的子嗣,而杜羅毗娑羅不但是俱提子的同修比丘,也是派到雪山地區傳教的大長老之一。因此如果這個目犍連子真是目犍連子帝須,那麼就形成兒子派遣父親、師徒同葬一舍利罐的矛盾狀況了!在師承嚴謹的古印度,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可惜出土的舍利實在太少,佛教史的資料又極其混亂貧乏,實在不足以釐清諸多疑惑。然而,它畢竟打開了一扇小窗,透過桑奇二塔這小小的「時空之窗」,總算讓人能稍微窺見那迷濛的古印度,也算是滿足了我們對那個輝煌時代的無限遐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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