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燈共一光】香光莊嚴八十四期/94年12月20日

戰後佛教在台灣

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香光尼僧團方丈  釋悟因 

台灣剛光復時,為提升台灣佛教品質,建立修行典範,佛教界做了許多改革。

從辦佛學院、傳戒開始,佛教僧人的素質不斷提升,而比丘尼也參與其中。

本文以尼僧團為觀察的主體,探討台灣佛教在戰後的發展,繼而提出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前言

跟大家分享「戰後佛教在台灣」這個主題,一起來探討台灣佛教在戰後的發展。所謂的「戰後」,指的是1945年至今,而本文是以「尼僧」為主要觀察的主體。首先我要指出,「尼僧」這兩個字有其特殊的意義。「尼」代表女性,「僧」是僧伽(saMgha)的簡稱,意義是「眾」,或稱為「團體」。「尼僧」指的是修習佛道的出家女性的團體。

尼僧的生活是修道的生活,是宗教人士的生活方式。然而什麼是修道?一說到修道,一般人的意象總是以為只有誦經、念佛、吃齋,或住齋堂就是修道。卻很少關心修道者立足於人間,對人間實存苦難的貢獻。當然,修道生活少不了個人的修為—誦經、念佛、持身等。但是作為一個修道團體,自有其團體的運作,亦應有存在社會的功能,不能自外於社會。所以,社會對這個團體參與奉獻的認同度,也成了支持團體的來源,這是互惠、回饋的必然過程。

因此,台灣尼僧的發展,著重在「僧伽」,亦即著重在整個團體的轉變。戰後尼僧的發展有明顯的轉折,我將分數個觀點來介紹。

革新台灣佛教的方法

傳戒

台灣佛教,從明鄭時期一直到戰後所呈顯的現象,大抵是被齋教化、日式化、民俗化了。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是模糊的,隨之而來的正面價值更是模糊的。這是一個容受的歷程。從發展歷程來看,是佛教與台灣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現象,是自然的呈顯。到了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大陸的法師跟隨來台,看到台灣佛教的異容,就覺得應該讓佛教宣揚傳播,以清晰其面目。確實,大陸的法師來到台灣有一種使命的覺醒,他們意識到革新的必要,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漢傳佛教。

首先,第一個改革的就是:「讓僧俗男女有別」。佛陀的追隨者,本來就有四眾、七眾。有出家與在家,又各有男眾、女眾。在佛法的修學上,出家和在家都可以學佛,在佛性上應不分軒輊。但既分出家、在家,在修道生活的戒律規則上,應該給予正視,僧俗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樣。在家弟子是經營事業,賺錢養家,照顧孩子、老婆眷屬,讓事業蓬勃發展(依印度對人生的分期,修道是退休後的修道期);出家眾是修道、弘揚佛陀的正法,以出家身分代表佛陀宣教。

讓僧俗有別的作法是傳三壇大戒,以佛陀的戒律樹立僧倫秩序,回到佛戒規制—出家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戒。當時,白聖老和尚等看到的台灣佛教,除混含民間信仰之外,大抵呈顯的是龍華派,日本化派的型式,有家室妻小,是僧俗不分的現象。而佛教比丘、比丘尼等出家戒律,第一條戒是不淫戒—不婚、守貞。然而結婚生子與家庭的經濟照顧有關,與佛教教團要分開處理。

台灣佛教,從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中,一般都只說是「齋教」。把佛教的出家女眾叫「菜姑」、「齋姑」。以帶髮、吃素、守身作為修持的方式,跟佛戒、佛教沒有很大的關係。民國42年,於台南大仙寺首開戒壇,傳比丘、比丘尼戒,開啟了台灣佛教歷史性的一頁!從此,年年傳戒,樹立了佛教出家人的形象:剃髮、著袈裟、受戒、持戒、學戒。僧俗倫理秩序的分野,大德們以其中國佛教的經驗和魄力切割,強化並且凸顯佛教僧俗有別,從外在的形象建立了佛教教團的標誌!

對岸的中國佛教卻在此同一時期,歷經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西元1966-1976),已然面目全毀。往後要復興中國大陸的佛教,基礎建設還是從建立戒壇、傳戒開始。唯有從出家修道典範的建立,建構宗教的生活內涵,再逐步改善發展,向上提昇、內化;一旦「質」的方面提昇,當然要再回歸佛教的落實人間、淨化人間,給社會清晰的辨識、清晰的踐行步驟。不然的話,佛教根本就沒有機會,沒有未來。

辦佛學院

在另一方面,成為佛教教團的一份子,還必須承擔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使命。而住持正法、宏揚正法的人才是需要培養的。當時的大德,智光老和尚、白聖老和尚,除了積極開戒壇傳戒,另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辦佛學院。從事僧伽教育,培育僧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台灣佛教在1945年之前的日據時代,日人也辦有多處佈教所,例如:台灣佛教中學林、鎮南中學林等。但佛教雜誌、佛經單行本的流通並不多。以機構或佈教等方式傳播佛教,應是根本的措施,然而由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以及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文化、禮俗的落差,鴻溝一直難以跨越。縱使期間有多人留學日本佛教大學、禪林等,卻仍難跨越其日式佛教教義研究,也難認同日本神道的皇民化性格產生的典範作用。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宗教、戲劇、語言、風俗習慣等,全面向日本看齊,促使台灣百姓皇民化,做日本天皇的順民,效忠日皇。誠如江燦騰博士所說:

「宗教信仰本來是民眾的習俗和個人的精神寄託,……不能流於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否則就是信仰迫害,違反人性。」

「在戰後,日本退出台灣時,便重新面臨被改造的下場。」(江燦騰,〈台灣近代佛教教育沿革〉,《台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第一輯》,台北金山:中華佛學研究所,2002,頁13。)

白聖老和尚在民國46年於台北開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男女僧眾兼收。印順導師於民國46年在福嚴精舍附近開辦新竹女眾佛學院,以女眾為主。在此之前,有慈航法師主持的台灣佛學院。而之後,陸續興辦的佛學院、佛研所等,前後不下三十幾所。大家的共同信念是:要教育培養出家僧才,佛教的僧人要修道,受持戒律,也要研讀經律論,弘揚佛法。因此,佛學院的招生對象是出家僧眾為主。當然,若詳論齋姑與比丘尼或宗教師之間仍是有一些距離。曾有一位齋姑申請讀新竹女眾佛學院,院方提出的條件是:讀了一年以後要圓頂。她說:「剃頭不好看;我要做菜姑。三不五時還可以去看歌仔戲、歌劇。」她自認齋姑也是出家,守齋姑的戒,但不願意受比丘尼戒。印順導師說:「如果妳不圓頂,一年後,就不要再來讀佛學院了。」

那時候,佛教界的大德是這樣地整頓佛教。由僧俗有別,而後辦教育提升僧人素質,賦予僧眾荷擔家業的責任。同時,對出家女眾的培養也不忽略,完全沒有拒絕尼僧於佛教教團之外。在一視同仁的對待之下,建立了尼僧修道、弘化、自利利他的楷模。當時,也出現很多傑出優秀的比丘尼典範人物。

佛教面對現代挑戰的回應

掌握宗教的本質

現在佛教界,努力向政府爭取宗教研修學院納入高教司的認證,基督教、天主教也都很熱衷。在爭取學位認證的同時,各個宗教一致關心的議題是,宗教學院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教育模式應不同於一般大學、研究所,不應僅以學習某些學科部門為已足。培養宗教人才應還有解行相應的修為鍛鍊,有屬於該宗教特殊的「宗教性」。例如:禪修等行門,或該宗教特有的儀軌修持等踐行部分,這是不可少的。

佛教本質的掌握,在成員的篩選階段也是重要的關鍵。早期的台灣佛教,出家尼眾以齋姑的形象在佛門出現是很普遍的。這種情況目前在東南亞還有留傳,在中國大陸也不少。齋姑的來源,有很多是跟著父母親出家,有的則是從小被抱養。這與佛教所謂的「皈依」是大異其趣的,因為,這些人長大了之後,有時候並不想出家。藏系也有類似的情況。印度菩提法林的尼師們說,在南印度的「菩提法林辯經學院」有群5歲的小女孩,從小培養讀經,她們是從西藏逃出來,或是印度藏人的第二代。我問:「她們幾歲開始背誦佛教經論?」回答說是:「13歲,13歲以後授予沙彌尼戒,成為出家眾身分……。」在懵懂的小小年紀,已然被劃定了未來!事實上,宗教信仰是個人的決定,尤其選擇出家為僧者,是自己要用心耕耘,並且是參與教團的。(當然或許有不少人是宿具善根,從小就決定出家為僧者。)如果,教團的成員都是由自覺而參與終身學習、奉獻、服務、修道,對佛教的建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宗教的文化表徵,除了建築、音樂、圖像等之外,教團成員的角色形象是最具體的表徵。無疑的,佛陀是把正法幢相的責任託付給僧伽。因此,成為一個真正的僧人,除了外在剃髮染衣的形相,內在的慧命是需要培養塑造的。我以香光尼僧團為例,佛學院是培育尼僧伽的機構;如果是在家眾,可以讀「佛學研讀班」,一起學佛。不論在家出家都可以學習佛陀的教法,三法印、中觀、五部大論都可以教,可以學。對於佛教教團使命,荷擔如來家業也都是有責任的。出家作內護,在家作外護,但是二者的生活方式、戒律是不一樣。在家就學習做優婆塞、優婆夷,齋姑也是優婆夷。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才叫作比丘、比丘尼。

藏傳佛教的文化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教育的內涵從小到大就是佛教。一般的社會制式教育對於百姓並不普及,目前中共正在建構推廣中。但藏傳佛教大德們又擔心政府藉教育宣導政令,稀釋固有的藏傳佛教文化。1996年,我去印度菩提伽耶講比丘尼戒的時候,有一位女喇嘛來看我。她有很好的家世,教育水平很高,是家庭一心栽培出來的。所以,在西藏的環境中不是不能培養尼眾人才,而是要有家世,由父母、家族培育。當然,最好是在尼僧的團體中,建立培養的機構,並提供機會。

吸收培育人才

台灣佛教在民國47年開啟了吸收社會青年學佛的運動。這風潮一方面是受了基督教、天主教的刺激與壓力;另一方面,佛教一向被批評為燒香拜佛的老人佛教,念經送亡的死人佛教,遁入山林不問世事、不知人間的逃世佛教。有志之士不禁自覺:天主教、基督教吸收知識青年成為牧師、神父、修女或信眾。而佛教是否也應醒覺,來調整傳教方式?同時是否也應考慮對象的容受,需要普及化、青年化、現代化,並且呼應時代的議題?

此一倡導青年學佛運動的文獻記載,見於周宣德居士著《淨廬佛學文叢》之中。在此書中,周宣德老居士自述這段變革的啟動因緣:

「民國477月,本人從各方友好與大德致贈的六十生日壽儀,恭印廖清珍與孫木訥合註的《八大人覺經》,同時選錄梁任公的《佛教之特色與價值》等合印一千冊,送請《人生》、《菩提樹》雜誌等代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求心得報告。不久即有同學數十人撰文送來,由我轉呈先師智光上人核閱。辱蒙讚賞,並出資精印千冊,命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報告》。」(周宣德著,《淨廬佛學文叢》,1986,慧炬出版社增訂本,頁4。)

這是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開始。接著增設獎學金,誘導大專青年研究佛學,鼓勵著作投稿,並解答疑問。民國49年,學佛的大專青年開始在學校成立佛學社團。最初有41所大專院校設立,到民國74年已有64所之多,登記入社的社員有一萬一千人之眾。

由是由周宣德、李炳南等居士開始,以及印順導師的推動,出家眾做幕後,居士做幕前,僧俗合作。一時,佛學講座、專題演講、討論、辯論、演講、學術研究等活動風起雲湧,從各方面引導大專青年,不只是讀經而已。是興儒振佛,建設心理,有效地呼應於時代的議題。之後有人出家或在家,或從事佛學研究,其間不乏優秀的女青年。

如是青年學佛運動成就了佛教青年化,也建立了護持佛教的群眾基礎,直接改造佛教人才的體質。不但提升了佛教素質;也提昇了佛教對社會的牖導功能。二者是並駕齊驅,同時並進的。再者,從佛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而論,佛教對社會有貢獻,獲社會肯定信奉,是必然的趨勢。因此佛教人才素質的提升,已經覺知到不應只拘限在出家眾,應該包括宗教的護持者和信奉者一併提升,如此對整個社會的素質普遍提升定有助益。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在「香光」的教育志業,尼僧伽的教育與信眾的教育,從一開始即採雙軌進行,著重二者的平衡發展,其用意即在此。

當青年學佛運動展開之時,時值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搞破壞,而台灣戒嚴尚未解除的年代(西元19491987),佛教用什麼名義爭取成立社團呢?不是用佛學、佛教,而是用「復興中華文化」的名義。例如: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的章程,標舉的是:「研究東方哲學,闡揚固有文化」,將佛學視為東方哲學文化。在校園中活動,則必須盡量避免宗教形式,才能有利社務之發展。又如: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當初設立的佛學社,就叫作「東方哲學社」。從民國四十幾年,佛教就開始爭取要辦大學;直到民國79年,才開辦了第一所,由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工學院」。當時教育部限定只能設工學院!面對政治的設限,其中的艱辛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

佛教在台灣的奮鬥,一方面培植僧信人才;一方面提供社會的服務奉獻。其相互依存、互信、互賴,都可以作為僧俗同心協力的佐證。

關懷世間

在當時,佛教好像開了眼界,發現:其他宗教對社會提供很多宗教、慈善、教育、文化等工作。其實,佛教自明末以來一直保守自限於山林,僧侶皆安於陳舊的山門內清修,而輕忽時代的快速變遷。不但佛教,整個中國自明清以降,概以閉關自守政策對待國際局勢。直到清末,光緒皇帝被迫簽訂辱國喪權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終於打開眼界而圖謀變法,振興國勢。與佛教相關的廟產興學即其時之議。廟產興學的提出,讓部分野心人士藉此侵佔廟產,卻也因此打開了佛教對世間的關注。「請命」、「爭取」辦學,沸沸揚揚地從中國大陸延續到台灣。可惜時不我予,適逢執政者信仰基督教的影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基督教挾政治、機器、經濟的優勢,快速成長。教堂一間間蓋起來,信徒增加,醫院、學校、出版、慈善事業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佛教更加地被邊緣化了。

中國大陸的佛教歷史記憶還不遠。太虛大師省視中國佛教說:「中國佛教的教理是大乘,行為是小乘。」其實,不是自願做小乘自了,是對「時變」的輕忽;是睡獅子的自覺不敏、回應不夠。而台灣佛教終於甦醒過來。一當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對佛教路線的轉向成了成功的範例,大大地鼓舞佛教界,並獲得更大的認同與支持。於是佛學院成立更多所,佛學的研究也開始。如:中華佛研所(西元1985)、法光佛研所(西元1989)相繼出現。尼師也進入大學執教,如:恆清、慧嚴、見咸、見曄法師等。佛教大學,由曉雲法師的華梵工學院(西元1990年,華梵大學前身)為首,慈濟醫學院(西元1994年,慈濟大學前身)、南華管理學院(西元1996年,南華大學前身)、玄奘大學(西元1997)、佛光大學(西元2000)相繼成立。慈濟救助世界也出現;翻譯事業,譯著其他語言傳承的著作更多;禪修的引介也隨之更加推展。這當中不乏比丘尼僧對佛教的參與投入。

這是一個變化快速的時代,身處其中而不受觸動者幾希。給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建校初期,修女在校園監工的一幕!那時候我住興隆寺,親近天乙法師。寺裡有兩甲地,叫保留地,是台灣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三七五減租餘留下來的。沒有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佛寺可是大地主呢!當時寺眾都得下田工作,弄得全身烏漆抹黑、精疲力盡的。晚上回到寺裡,還要讀大藏經,哪裡還有精神?有一天,我在田裡工作,一抬頭看到文藻外語學院的修女—那時文藻剛剛動土興建—我想:同樣是宗教,為什麼佛教的僧人以下田耕種叫修行?而基督教的修女卻不是如此?我受不了自己是這樣的處境。同樣是宗教,我卻在這裡討生活!我開始注意修女的培養過程。其實,修女在出家時學歷並沒有比較高,大都是出家以後栽培的;而且依性向、興趣,願意在那方面奉獻,才往這個方向慢慢去培養發展。

對僧人的角色、修行生活的省思,使我真正地知覺到內修與奉獻的方向。那時,我傷心地哭了!是一種對上時代的感覺。我跟天乙法師說:「師父,我要讀書。」她說:「讀書是妳的事,不是常住的事。做完執事妳要讀書,我管不著。」於是大眾休息時間我讀書,執事還是照領喔!在一個系統、制度裡面,完全沒有例外。執事照領,別人休息,我要用功。怎麼看待這一切?只有一個「自覺」可以說明。比之於南傳、藏傳,台灣佛教的尼僧比較能夠發展自己,不是因為她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勤勞、自覺。透過社會現代化的方便,運用社會的資源。我親近天乙法師的座下,常住都是女眾,互動方便,我就在系統制度裡用功。一有空,我就教其他比丘尼寫信、讀經,我喜歡做這種事;當然,我的執事,她們也會協助一些。這是互助、互動的關係。

所以,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適用於今日,仍然可以作為今日佛教僧侶的箴言。關鍵在於:「作」些什麼?—教書?下田?弘法?寫作?辦雜誌?著作?領眾?—在不忘回應時代脈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以三寶為主;以佛教為主;以發菩提心為主。不是為討生活。「有衣食處無道心,有道心處有衣食。」古法如是說!

願以此文與藏傳尼師共勉!

 (本文由作者將演講稿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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