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光莊嚴 Glorious Buddhism Magazine

春風化雨 / 第 87 期 95 年 9 月 20 日出刊

追思常覺法師

釋悟因

在數說這些心中的圖案時,他的眼光是遙向那人間遙遠的故鄉—
最初加入佛教教團的原生處—泉州。
「當年做小沙彌要出外求學,師公、師父給盤纏時,只說:『好好學,好好發心。』」

一直怕聽到的訊息,還是不可躲避的被通知了—常覺法師在三月十六日於泉州崇福寺圓寂了!內心非常傷痛,尊敬的師長又走了一位。

當年,約民國七十年前後,由於香光尼眾佛學院要開唯識課程,徵詢教界大德,結果一致推舉常覺法師,咸認為當代台灣佛教講授唯識的不二人選,就是常覺法師。當時法師在福嚴佛學院任教職,就到福嚴佛學院去請,法師當下爽朗地接受邀聘。這是我與常覺法師初識的因緣。

2005年六月印順導師示寂,我打電話至妙雲蘭若:「常覺法師回台了嗎?」得到回答是:法師抱病從大陸回台灣,趕到花蓮慈濟醫院探望導師遺容的當天,病體即不支住進慈濟病房。之前由於發燒已在大陸進出醫院多日,為探望導師仍坐著輪椅直奔花蓮……。

法師在慈濟醫院靜待醫師診治,還不確定是要將肝膽腫瘤切除,還是作其他治療……。六月下旬,我到花蓮探病時,法師由宗本法師陪侍著,很虛弱。我看是很不樂觀,還少不更事地說:「老和尚!您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唯識的錄音帶,部分謄成文稿,您已帶去泉州崇福寺了嗎?」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口無遮攔,法師一直是允許接受的。如今除了傷痛、懺悔,還能做些什麼?「我早說要整理出版,您就是不肯。」那天我甚至急躁地說:「等法師走後,要讓我自己定奪,自己杜撰嗎?」當時法師沒有接話,不發一語,臉部的表情是沒有體力的,內心是將個人置之度外,仍是一向的堅忍,淡泊自處,只交待宗涵師安頓我和見晉師去聖覺精舍休息。

七月下旬,法師給我打個電話,說要回泉州靜養,腫瘤需繼續追蹤,因此會再回台灣。「這一趟回台灣,什麼地方也去不得。待身體較好,我會到嘉義去看你們。」沒想到這一回去大陸,只過半年,竟在崇福寺祖庭圓寂了。

記得當年法師要回泉州修復祖庭,曾聽他感慨地說:「我的師兄常凱法師走了,元果法師也老了,看著殘破的祖庭,經文革後,都被民房佔用,已經無法辨認。若要修護還得趁著我是崇福寺子弟,回去申請,找人斡旋,地方鄉紳、長老認我的帳才有可能。」

我好奇地問:「您在崇福寺出家做小沙彌多久?」

「只住半年,就到南普陀寺養正院、杭州武林佛學院求學;然後追隨印順導師到香港、台灣。」

這一出來就是60年!這麼長的歲月,法師大半的時間多是在佛學院講學,或者編雜誌。我說:「您年輕時不興建道場,最多只是建築福嚴學舍的僧寮。現在年紀大了,才去做這件事,身體可以承受嗎?」他希望崇福寺修復是依照過去的構造一比一復原。「您的資金從哪來?」原來他已將淡水的崇福別苑產物變賣掉,一心一意要回泉州把祖庭修復起來,大有破釜沉舟之勢。我為法師的情義深重擊節,也為台灣的佛學院學子惋惜!因為一旦步上大陸,不要說建築籌款、舟車勞頓等身心體力的負荷,人事的更替,兩岸來去今非昔比,因緣已轉了。

法師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學十幾年,開過《唯識二十頌》、《三十頌》、《攝大乘論》、八識概說等課程。民國七十九年,特別指導見憨、見弘、自鼐、見曄法師等研讀《成唯識論》好長一段時間。他一向身體不好—耳水不平衡,最忌舟車顛簸,於是那一年把上課地點改在淡水崇福別苑,讓法師減少出外。當年的崇福別苑一景一物如今仍在我的眼前,最難忘的是種菜蔬的菜圃,是四四方方、工工整整的。所種蒔花枝葉扶疏,井然有序,即連那棚架的炮串花,也修剪得每一枝每一串都齊整。我笑說:「法師真有潔癖和懷舊。」其實說是潔癖,不如說是愛好質樸與無瑕。記得《香光莊嚴》第56期,法師一篇<心—凡聖之間的一道橋>,是法師上課的一部分,謄稿成文,經法師審訂,準備陸續刊登。刊出後,下一期第57期編輯已在催稿,法師卻說:「你們加小標題、副標題,我不喜歡。我要『質質樸樸的』,如我主編過的《海潮音》、《獅子吼》。」因此往下再沒出現續登,整個文稿也一直擱在法師手上。當然我手上有,沒經應允也不好對外流通。就這樣,當初甚至不允許上課錄音,不准就是不准。我說,「法師年紀越來越大,後學要聽沒得聽,若能『一魚多吃』,至少減少勞累啊!」最後拗不過我們,錄了、謄了,卻只刊登那麼一次 !

民國八十三年,香光尼眾佛學院師生發起編印台灣各地佛學院志。第一冊院志《福嚴佛學院志》付梓出版在即,商請法師引介拜訪創辦人印順導師,時導師在新竹圓光寺靜養,我們一行人由法師帶領,就上了新竹圓光寺。導師概介學院初創時期的辦學理念,並同意整理成稿刊登在《香光莊嚴》第39期。法師對院志編纂的支持和照護可說是無微不至。當時編纂小組進行採訪時,幾乎每個學院都鮮有完整的成文資料、檔案文獻。只能從招生簡章、畢業紀念冊、雜誌出刊、文宣簡介去蒐集。文獻不足,再輔以觀察、訪談、口述、彙整、編定,採訪過程備極艱辛,有時還得面對受訪者的感觸和遺憾。法師對我們編印台灣佛學院志的支持,是不可言喻的。

我之所以記述這一段經歷的心路,是法師曾告訴我,他回泉州除了修復祖庭,更想編纂泉州佛教志,以小地域的高僧為主述對象。泉州地處閩南海口之便,在宋元時期即已成為東方進出口的重鎮,現在是文化古城、著名的僑鄉,法師鄭重地表示:「已蒐集史料多時,需要回泉州整理,比較有落地的感覺。」他要回泉州故鄉去完成這一件最後的心願。又說:「當地歷代高僧輩出,尤其民國以來,僑鄉、名勝古蹟,這些點滴需要整理一下。……」在述說這些心中的圖案時,他的眼光是遙向那人間遙遠的故鄉—最初加入佛教教團的原生處—泉州。「當年做小沙彌要出外求學,師公、師父給盤纏時,只說:『好好學,好好發心。』」明知《志》的整理不易,而動機竟是如此單純,彷彿在追溯著印度佛教到中國,從中國北方到泉州,再過海到台灣,這一路走來他自己的心路歷程。啊!「泉州佛教志」在法師的內心已然完成了。

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有共業、有別業。法師的個人的展現是大乘佛教—漢系的一位比丘;給自己選擇的角色是清明淡雅;對佛教的承擔,則是談古說今,堅毅、質樸、熱忱,卻孤寂的,多美的一幅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