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弗的一生


【附錄二】

向智尊者略傳

 

  【受宗教薰習的少年】

 向智尊者於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近郊的漢諾鎮(Hanau)。他是猶太人伊沙克(Isaak)及蘇菲•芬尼格(Sophie Feniger)夫婦的獨子,俗名是辛格默德•芬尼格(Siegmund Feniger)。向智尊者六歲時,隨父母遷居至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工業子城康尼格蘇提(Koigshutte)。當地經濟以煤礦及鑄鐵為主,尊者之父在那兒經營一家鞋店。

 幼時的尊者在康尼格蘇提求學,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及法文。父母是虔誠的猶太教徒,致力於追求道德理想及猶太教徒的人性觀。尊者接受了宗教的薰習,幼時便對宗教表現出狂熱,他自願加選希伯來文,並接受猶太教牧師的指導,研讀猶太經典。

 尊者於十六歲完成中學教育之後,前往鄰近城鎮的一家書店當學徒,學習各種書籍買賣的技巧。尊者幼時即喜愛閱讀,雖然家境不容許他接受大學教育,但他酷愛讀書,強烈的求知慾促使他博覽西方古典文學及哲學,他對書籍的渴求,為他開啟了一片新的知識領域,因而使得他對過去完全接受的猶太教信念產生了懷疑,這些疑問促使尊者由書本中尋求解答,這是他在此工業城鎮中,唯一能啟智的方法。

 

【學佛的因緣】

 在閱讀中,尊者接觸到說明東方智慧的書籍,其中包括佛書及翻譯的佛經,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他鑽研得愈深,就愈為佛法所吸引。他發覺佛法提供的教義,不僅能滿足他知識方面的重要需求,同時也能滿足他心中對宗教的渴望。佛教明晰真確的教義,解開他對痛苦來源的迷惑,並啟發他想達到解脫的目標及成佛之道的崇高理念。雖然他獨自一人鑽研佛法,沒有師長或朋友分享他的興趣,但由於深信佛法的真理,他二十歲時就自認為是虔誠的佛教徒。

 一九二二年隨父母搬到柏林,在當地遇見了其他的佛教徒,並加入一個佛教團體,因而得以接觸更多的佛教著作;同時也是在這裡,他結識了一位日後影響他極為深遠的人,這人就是德籍比丘三界智(Nyanatiloka)尊者。三界智尊者於一九○三年在緬甸出家,一九一一年於斯里蘭卡西南的一處海灘上建立了「隱居島」(Island Hermitage)禪修中心,以供西方僧侶修行。三界智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譯者,向智尊者在柏林接觸到三界智尊者的作品及譯著,這些對佛陀教法真實且清楚的翻譯,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智尊者於一九二四年遷往東普魯士的康尼根伯格(Koigsberg,現今俄羅斯的卡林英格拉德 Kaliningrad),他在一次公開的佛法講座中,遇見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帶領他進入更深的佛法領域中。尊者與友人在城內組了個佛教社,定期讀經及研討佛法,也在父親的店內設立一個佛書借閱圖書館。透過圖書館的因緣,尊者認識了當時任教於康尼根伯格大學,德國著名的印度學者葛拉森納普(Glasenapp)。

 柏林佛學社的一位學員前往斯里蘭卡的隱居島,在三界智尊者的座下出家,稍後他轉赴緬甸,並在當地圓寂。這位名為持智(Nyanadhara)的比丘,從斯里蘭卡及緬甸寫信給德國的朋友們,描述他在東方的出家生活。這些信函使得尊者心中正慢慢成形的想法更具體化,也就是出家成為比丘。如今他了解,原來還有其他西方的比丘住在東方,而那兒有資深的西方長者可以引導他,並且有適合出家修學的環境。

 然而,這個理想有一陣子無法實現,因為在一九三二年時,尊者的父親因宿疾病逝,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親。一九三二年母子二人搬回柏林,尊者又重新加入了他第一次住柏林時所認識的佛教朋友中,但地平線上已是烏雲滿佈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當權,展開了迫害猶太人的冷血計劃。起初,尊者與許多人一樣抱著樂觀的期盼,認為迫害不會持續太久,但當他因為散播反歧視猶太民族的政策,而失去了書籍協會的工作時,他加入了「德國猶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員會」(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 for Help and Self-protection),這是一個保護德國猶太人生命利益的團體。然而,當時他十分清楚,納粹發動的仇恨、漠視及暴力風潮正逐漸蔓延,已進入不得不警覺的階段,他發現無論自己或母親都不可能安全地待在德國。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與母親離開德國,前往維也納投靠住在那兒的親戚。

 在這之前,尊者曾向母親透露他想出家的意圖,母親憐憫兒子強烈的出家意願而告訴他:一旦局勢安定,便成全他的願望。向智尊者也同時寫信給三界智尊者,希望情況允許他到斯里蘭卡時,能讓他出家,而長老比丘也同意了他的請求。如今,母子已脫離納粹迫害的魔掌,向智尊者覺得是實現他願望的時候了,於是他安排母親留在維也納一個允諾照顧她的親戚家,尊者就展開了前往東方的旅程。

 

【去東方出家】

 向智尊者從維也納前往馬賽(Marseilles),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搭上前往遙遠亞洲的船,預定在可倫坡的港口靠岸。輪船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扺達目的地,那時一艘汽艇前來相會,船上載著一位膚色較淺,身穿橘黃色袍子的人,他就是三界智尊者,專程來可倫坡歡迎他未來的學生。當日的午餐過後,一行人驅車前往隱居島附近的海邊小鎮多唐堵窪(Dodanduwa),一場偉大的冒險就此展開。

 向智尊者以優婆塞的身分在隱居島住了幾個月,準備出家。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的布薩日(Poson Poya day)[1],尊者與另外三位發心出家者,一同在當地受戒成為沙彌,師父為他取名為向智(Nyanaponika)。在取巴利語的法名時,有時候三界智尊者會將部分的俗名巴利化,例如他認為「波尼卡」(ponika)的音與芬尼格(Feniger)近似(f 相當於巴利語的 p,巴利語沒有 f 這個音)。次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尊者在當地的寺院受具足戒而成為比丘。

 向智比丘在隱居島從他的老師處受學正規的佛學課程和巴利語,他自己還學習英文,這是他早期沒有學過的。三界智尊者的教學系統是佛法與巴利語並重,他主張所有的弟子必須學習巴利語,直到對它有基礎的認識為止。正規教育大約進行六到九個月,之後,就讓學生自己研究佛法和禪坐,而他本人則準備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並提供建議及指導。

 一九三八年,有感於沿海地區高氣溫的影響,向智尊者遷往內陸氣候溫和的甘波拉城(Gampola),獨自住在稻田中由磚窯改建的屋子內,並在鄰近村落托缽為生。此時,他開始選譯《相應部》的部分經典,將巴利經文譯為德文。在遷往甘波拉不久,尊者在前往可倫坡的旅程中,結識了兩位受英語教育的斯里蘭卡比丘——蘇摩(Soma)及克明達(Kheminda),他們兩人於一九三六年在緬甸出家。這三人決定住在一起,並在甘波拉維拉(Gampolawela)村外,馬哈維里河畔(Mahaveli River)的甘波拉地區,建一處茅篷。在居士們的協助下,他們建造了自己的「大河精舍」(Mahanadi Ashram),包括了三間茅篷及一座用餐時可以鳥瞰河邊的六角亭。三名比丘簡樸地過著快樂的修行生活,他們睡在草蓆上,使用著低矮的桌子,並以乞來的食物裹腹。

 從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中,他們駐留在甘波拉,向智尊者認為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每天傍晚這三位好友共賞河中映現的夕陽;在滿月的夜晚,當明澈的月光灑在水面及河床的沙灘上時,他們靜靜地禪修。而尊者也繼續他的學術工作,將《念處經》及其註解譯為德文;蘇摩法師則將同樣的經典譯成英文(他早期的手稿《念住之道》,The Way of Mindfulness,於一九四一年初版印行)。

 一九三八年底,納粹入侵奧地利,尊者之母只好隨同親友離開該地,向智尊者於是安排他們前來斯里蘭卡避難。一行人於一九三九年三月抵達可倫坡。初到之際,芬尼格夫人與一位一直資助她兒子的斯里蘭卡律師住在甘波拉。在這段期間,尊者有時會將他托缽得來的食物分給母親,就如同佛陀允許的:比丘在必要時可以將乞得的食物分給父母。

 甘波拉的鄉居生活與世間的一切歡樂一般,都是無常的,並沒有持續很久。一九三九夏季,瘧疾開始在當地肆虐,蘇摩比丘遭到嚴重的感染,必須住院救治,而克明達比丘隨後也感染了瘧疾。向智尊者設法要逃避這次的災難,但傳染病所造成的危險,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當蘇摩比丘病癒之後,三人遷往班達拉維拉(Bandarawela)。起初他們住在一間空屋中,直到克明達比丘痊癒之後,才搬到一處廢置的製茶工廠。尊者的母親也在同時遷往坎地(Kandy),再從坎地搬到可倫坡,與著名的一對斯里蘭卡夫婦厄尼斯特先生(Ernest)及狄席瓦夫人(De Silva)共住,他們是隱居島的贊助人。狄席瓦夫人為尊者的母親作保,取得了斯里蘭卡的居留簽證,在這段期間,尊者每隔四到六週探望母親一次。在尊者為她解說佛法,並受到這對斯里蘭卡夫婦的感動之後,尊者的母親皈依了三寶並受持五戒,布薩日則持守八關齋戒。

 

【被拘留的日子】

 當英國與德國開戰之後,斯里蘭卡(即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錫蘭)境內所有的德國男子,都被送往班達拉維拉附近,猶瓦省(Uva)的狄雅塔拉瓦(Diyatalawa)拘留所。向智尊者與他的師父三界智尊者從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到一九四○年將近一整年的時間,也被滯留在拘留所中。一九四○年春季,因為向智尊者具有猶太血統而被釋出三週,在這短短的假釋期間,他帶蘇摩及克明達比丘前往隱居島,以便在戰爭時能照顧那裡的住所,並且陪伴明智法師(Nyanaloka),他是三界智尊者早期收的斯里蘭卡籍弟子。一九四○年六月,法國淪陷之後,由於英國王室認為猶太難民可能會造成安全的隱憂,而改變了對他們的寬容政策,於是德藉的猶太人,包括向智尊者,在獲釋三週之後再度被捕,又被帶回狄雅塔拉瓦的拘留所中。

 日本占領新加坡之後,斯里蘭卡被視為戰區,於是所有的拘留者都被遷往安全區,這些德國比丘也同樣地於一九四○年底,被送往北印度喜瑪拉雅山麓的狄拉敦(Dehra Dun)拘留所。向智尊者在那裡待了五年(1941-1946),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尊者所歷經最為艱辛的日子。但這段拘留的日子並未妨礙這位不屈不撓比丘的研修工作,在狄雅塔拉瓦期間,他將《經集》(Sutta Nipata)譯為德文,稍後並為此經加註;而在被送往印度時,他隨身攜帶了許多書,並且繼續他的研究與翻譯。當外面的世界烽火連天時,尊者安然地但也不全是舒適地,隱匿在狄拉敦的拘留所中,悄悄地將「阿毗達磨藏」首部的《法聚論》(DhammasaGgaNI)譯成德文,同時也譯出其註釋《殊勝義論》(Atthasalini)。在翻譯的同時,尊者還寫下了他對阿毗達磨哲學的觀感及詮釋,這些便成為他戰後以英文寫成的《阿毗達磨研究》一書(Abhidhamma Studies)的核心內容。此外他也用德文撰寫四念處禪觀經典的文集,其中部分修改及增註的內容,稍後都收入《佛教禪觀心要》(The Heart of Bhuddhist Meditation)一書中。

 在狄拉敦期間,向智尊者發現他與另一位長他數歲的德國人分在同一營房中,這名德國人同樣也沈浸在東方佛教的傳統之中,他是安納加利卡•戈文達喇嘛(Lama Anagarika Govinda)。戈文達最初住在斯里蘭卡,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隨後轉往印度,並在該處繼續修習西藏佛法。這兩人立即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的友誼隨著一同在狄拉敦的山谷中漫步,以及對佛法的深入討論而愈來愈深(拘留所當局允許他們從事類似活動),他們的討論常常是以同意彼此有不同的見解而結束。向智尊者從戈文達喇嘛那兒學習梵文,兩位學者一同從重組的梵文中,翻譯中觀派哲人提婆(Aryadeva)所著《四百論》(Catusataka)的部分論述。他倆誠摯的友誼維持了許多年,他們不但定期通信,並於一九七二年在歐洲會面,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年初,戈文達喇嘛去世為止。

 

【重獲自由】

 一九四六年九月,亦即大戰結束後一年,向智尊者與師父三界智尊者以及其他的難民,從拘留所中被釋放出來。向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與母親在可倫坡短暫團聚後,回到了隱居島。他與三界智尊者發現,在他們離開隱居島的這段期間,明智、蘇摩及克明達法師將住所照顧得相當好。尊者重新在隱居島住下,繼續研究阿毗達磨,並將他研究的結果寫成《阿毗達磨研究》一書。一九五一年初,三界智尊者與向智尊者兩人都成為斯里蘭卡公民,他們對這個收容他們的國家懷有一分珍貴的情感與感激。

 一九五二年元月,兩位尊者前往緬甸參加「佛經大結集」會議的籌備諮詢工作,準備一九五四年在仰光召開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會議。這兩位德國長老被邀請協助規劃在西方傳播佛教,並將巴利經典翻譯成新的英文本的計劃。在仰光時,向智尊者曾與虔誠的佛教徒總理尼祿(U Nu)討論相關事宜。向智尊者住在由著名禪觀大師馬哈希(Mahasi Sayadaw)所設置的禪觀中心——淘哈納•耶克塔(Thauhana Yeiktha)中,會議結束後,三界智尊者返回斯里蘭卡,向智尊者則停留了一段時間,接受馬哈希的禪修指導。這種禪修經驗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促使他寫了一本有關這種內觀禪修系統的書,以俾益在佛教禪法中找尋明晰指導的人們。

 在前往緬甸之前,向智尊者已於一九四八年,以德文寫了一本有關禪坐的書——《四念處》(Satipatthana, Christiani Verlag, 1950),書中有關禪修的方法,是他從蘇摩及克明達比丘那兒得到的資料,他們兩人曾在一九三七年時於緬甸修習禪坐。這本書包含《念處經》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譯本,並且附上本經的註釋及詳細的介紹。向智尊者在緬甸禪修之後,將這本書用英文重寫,並加入他在淘哈納•耶克塔接受馬哈希法師指導的禪修經驗,這便是一九五四年在斯里蘭卡首次發行的《佛教禪觀心要》,一九六二年增訂本則在英國發行。這本書被翻譯成七國語言,經過了三十三年仍然不斷地印行,它奠定了現代佛典的地位,被一致地認為是英文著作中,對四念處禪修法最佳的論著。

 一九五一年,三界智尊者由隱居島遷往坎地上方的叢林小丘,烏達瓦塔凱勒(Udawattakele)保護林中的一處茅篷。當地溫和的氣候,比較適合他高齡的身體狀況,該地稱之為「隱居林」(Forest Hermitage),是地主 F. R. 先那那雅格(F. R. Senanayake)夫人贈與僧團的。向智尊者於一九五二年自緬甸歸來,與師父同住於新居,當地居民隨即稱此處為「德國寺」。一九五四年,兩位尊者再度前往緬甸參加第六次結集大會的開幕儀式,三界智尊者在開幕當天因為喉頭發炎,由向智尊者代表向大會宣讀師父的文稿,在緬甸短暫停留之後,他們返回斯里蘭卡。在會議期間,向智尊者陸續前往緬甸數次,並參加一九五六年的閉幕會議,這次因師父的健康情況不佳而由尊者獨自前往。除了早期在印度舉行的佛教大會中,曾經有希臘的僧侶出席以外,這兩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會有史以來,唯一參加此會議的西方僧侶之殊榮。

 一九五六年,尊者一直住在可倫坡的母親往生,享年八十九歲;一九五七年,三界智尊者也相繼辭世,享年七十九歲。為了紀念師父,向智尊者應師父的要求,編輯了整套德文版的《增支部》,共計五冊。這套書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並編寫了四十頁的索引。

 

【佛教出版社的創立】

 向智尊者出家生涯最大的轉捩點是在一九五八年元旦的那天,他與兩名來自坎地的佛教在家朋友,共同創設了佛教出版社(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簡稱BPS)。向智尊者出任出版社的榮譽秘書長及總編輯(隨後出任第一屆社長);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阿貝雅塞凱拉(Richard Abeyasekera)出任助理秘書;另一位朋友 A. S. 卡倫納拉特納(A. S. Karunaratna)出任榮譽財務主任。最初這些創辦人只打算限量出版各種英文佛學的小冊子,並以海外發行為主。在發行了大約二十五冊書籍之後,他們有意結束推廣至全球的計劃,然而,他們先前發行的刊物獲得了熱烈的回響,這鼓勵他們繼續努力下去,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續地成長,並擴增至現今的龐大組織。

 自出版社創立以來,尊者不遺餘力地為出版社付出。阿貝雅塞凱拉以無比的熱情與精力參與會務行政的眾多瑣事,尊者則負責督導編輯及著作的工作。身為總編輯的他還親自審稿,力求這些文章忠實地傳達上座部佛教的精神。出版社草創之際,他不僅負責編輯的事宜,而且事必躬親,無論是謄打地址標籤、貼郵票、一週前往印刷廠二或三次,並處理郵寄名單等等。不久出版社人員的擴充,很快地為他分擔了一些雜務,但多年來他還是親自督導書籍出版的各項細節,從邀稿乃至封面設計的審查,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為止。

 尊者親自為出版社的《法輪》叢書(Wheel Publication)撰寫了不少文章,並從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建議、忠告及建樹性的批評。他投注大量的精力,這些付出是成品出爐時幾乎看不見的,並使得他前輩們的作品增色不少。他多次編輯、校正及增訂三界智尊者所著的《佛學字典》(Buddhist Dictionary)與《阿毗達磨藏導讀》(Guide Through the Abhidhamma PiTaka),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向智尊者也蒐集、編輯及整理友人法蘭西斯•史托利(Francis Story)的零星作品,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三冊這位作者的文集。他並編纂馬哈希的《內觀法要》(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亦從巴利語翻譯禪觀大師所著的論文集《內觀次第》(The Progress of Insight)。他編纂並準備出版髻智比丘(Namoli)所著的《巴利經典中佛陀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Pali Canon)及《思想家筆記》(A Thinker's Notebook)。事實上,向智尊者透過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傳播佛陀的教法,從一九五八年起一直到他退休為止,他個人的生平已與他一手創立的出版社歷史合而為一。

 

【榮耀在晚年】

 自一九六八年起,向智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兩個月。他最初是應一位在「納粹德國猶太人自衛運動」(Jewish self-defense movement in Nazi Germany)中的老友馬克斯•克路茲伯格(Max Kreutzberger)之邀前往瑞士。向智尊者前往歐洲旅行之際,造訪許多佛教團體,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團體。因此,尊者被許多人視為歐洲上座部佛教的「精神顧問」。這種一年一度的旅行,在一九八一年,因尊者虛弱的雙腳已不利於旅遊而結束。

 由於年事已高,體力漸衰,加上長期以來罹患青光眼,使得尊者的閱讀能力大受限制。一九八四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總編輯的頭銜,將職務交給筆者,而他繼續擔任社長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在卸下社長一職的同時,他成為佛教出版社的傑出贊助人;由於他的貢獻,他在晚年時得到了國際間和他歸化國的表彰,而這榮耀實是名至實歸。一九六七年,尊者榮膺世界藝術暨科學研究院榮譽會員(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一九七八年,德國東方學會(the German Oriental Society)頒贈他榮譽會員證,以表彰他將客觀的學術與身為比丘的宗教實踐合而為一;一九八七年,斯里蘭卡佛學暨巴利語大學(the 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在首度的大會中,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九○年,他再次獲頒佩萊丹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radeniya)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三年阿摩羅普羅派(Amarapura Nikaya),也就是尊者五十六年前出家的地點,授予他「莊嚴聖教的阿摩羅普羅大法師」的頭銜(Amarapura Maha Mahopadhyaya Sasana Sobhana)。

 雖然,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身體虛弱且視力持續惡化,但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仍以健康的狀態歡度九十三歲生日,這是他最後一次與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當日適逢BPS出版他所著的《法見》(The Vision of Dhamma),這部書收集了他為BPS《法輪》及《菩提葉》叢書(Bodhi Leaves)所撰寫的文章。然而,同年的八月底,無情的老化現象突然加速,一連串併發症的發生,預示尊者的來日不多。九月底,尊者被送往一間私人診所接受治療;但一週後,在他要求下返回隱居林。三個星期之後,在一黎明前寂靜的森林中,尊者停止了呼吸。

 十月二十三日,向智尊者的遺體在坎地的馬海雅瓦墓園(Mahaiyawa Cemetery)火化,出席葬禮者包括宗教界人士、高官顯貴、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次年的元月二十九日,經過了傳統的「三月供養」之後,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唐堵窪的隱居島──尊者長年修行之處,與他所崇敬的師父三界智尊者、道友髻智尊者及蘇摩尊者同眠。

 整個佛教界,尤其是上座部佛教英文和德文的讀者,將永遠感念這位一生無私地將佛陀的智慧散播給眾生的向智比丘 [2]


【譯註】

[1]

此中的「Poson Poya day」為農曆六月的月圓日,而「Poya day」為誦戒的日子,即布薩日。

[2]

本文節譯自《向智尊者告別獻禮》(Nyanaponika--a farewell tribute, BPS, 1995)一書,pp. 5-17。波羅米文(Brahmi):為一種文字體系,除佉盧(kharostI)文字外,是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它的形成可追溯至公元前八世紀或公元前七世紀,當時閃米特人(Semitic)把這種文字傳給印度商人。(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vol. 3, pp. 379-380,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7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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