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三十期 91年6月
我國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背景因素之考察中華佛學研究所圖書資訊館館員 黃德賓【摘要】：民初時期，我國佛教圖書館之發展，逐漸從傳統寺院藏經閣之模式，轉變成以新式圖書館的經營管理方式服務大眾，而且在全國各地的佛教道場中一一成立，有如雨後春筍般的繁榮。關於近代佛教圖書館興起的背景因素，筆者從史料文獻中進行考察之研究，認為我國近代佛學教育的興起，佛教典籍與刊物的出版，居士社團的崛起，圖書館事業的萌芽與發展等四項因素，都與近代佛教圖書館能迅速發展息息相關。至於近代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經驗，多少也給日後臺灣佛教圖書館之發展，帶來了指引的作用。 關鍵詞：佛教圖書館；近代中國佛教；居士社團；佛書出版；佛學教育 壹、前言 清末時期，正值佛教衰敗難振的階段，雖然此時中國受到西方強權的激烈衝擊，社會及政治環境已逐漸呈現全面的革新，但佛教仍舊處在一個保守封閉的環境中，無力順應時局之變化。在社會方面，寺院僧侶大多依靠經懺超度維生，使佛教淪為神鬼思想，與民間或道教信仰雜揉；而知識分子方面，則視僧侶為消極遁隱、不事生產的一群，進而提出「廟產興學」、「破除迷信」等口號與行動，並促使政府對宗教提出苛刻的管理政策，導致佛教面臨存亡續絕的境地。 在佛教頹危的時代中，尚令人感到慶幸的是，仍有一群佛教志士，不辭辛勞致力於佛教文化復興的事業。例如，清末楊仁山居士所創辦的「金陵刻經處」，從事佛經之刊印與流通，而佛教經書的出版在民初佛教文化的復興過程中，可謂是重要的啟蒙因素。當佛教漸漸出現復興的曙光後，亦使佛學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而青年僧侶對於從僧伽內部改進佛教舊制以適應新局的想法，更是逐漸發酵，在此領導風騷的人物中，則首推高瞻遠矚的太虛大師，其無畏地衝撞傳統佛教之弊端及舊陳思想，全面啟發了民國佛教的復興運動。再者，因為佛書普及於社會大眾，也促發了居士學佛的熱誠，紛紛成立社團作為共修及弘法的根據地。 在整個時代所形成的巨大變遷壓力下，造成了近代中國佛教在出版佛教經籍、興辦僧伽教育和組織佛教社團等方面，都呈現出一改以往之全新風貌。此外，清末時期西方新式圖書館經營的理念和方法引進中國後，也促成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萌芽，進而蓬勃發展。在民初時期佛教復興的帶動下，又恰值近代圖書館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佛教界有識之士逐漸體認到佛教圖書館富有佛學教育和民眾教化等多重功能，於是新式佛教圖書館之設立應運而起。近代佛教圖書館，其典藏雖不全然以佛教書籍為主，然其主動提供借閱的服務，有別於傳統寺院的藏經閣，的確給與了佛教圖書館轉型與發展的良好機會。 關於近代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論文，相當稀少，若有提及者，無非是散見於各篇文獻中，難窺其全貌。因此，筆者猶如在斷簡殘篇中搜尋資料，並一一與中國佛教近代史實相互對照，才逐漸浮現出民初佛教圖書館發展的輪廓。當仔細觀察帶動民初佛教圖書館興起的眾多因素中，筆者認為，與其息息相關者，有：佛學教育的興起、佛教典籍與刊物的出版、佛教居士社團的崛起、圖書館事業的萌芽與發展等四項因素，以下即逐一說明之。 貳、佛學教育的興起 一、清末民初佛教之頹危 中國在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之亂後，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根基產生了動搖，當時國內求新求變的呼聲四起，譬如提倡全面改革教育，積極設置學堂等，以謀中國日後的復興和強盛。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殫智竭力地書就〈勸學篇〉上呈皇帝，力陳新式教育之重要，而對於教育財源短絀的因應之道，則主張「廟產興學」： 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 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註1） 張之洞自信此乃極周全的權宜之計，故於文末豪邁地預期：「萬學一朝可起」，此言一出，對長年酣眠於安樂狀態的寺院而言，真不啻為晴天霹靂，再也無法重享寧靜了。由於當時佛門僧侶素質低下，佛教亦淪為老舊的象徵，而歷代累積的龐大寺產，卻成為社會覬覦的對象，真可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為了杜絕悠悠眾口，清廷於實施之際，破格延請地方鄉紳參與此事，原本即處於劣勢的寺院、道觀，便難逃此場浩劫了。民國建立以後，廟產興學之浪潮益形變本加厲地瀰漫全國，對於佛教寺院的侵害更形熾烈，除了學校以寺院為教室外，連警察、軍隊皆堂而皇之地進占其地，演變為前所未有的怪異現象。（註2） 除了廟產興學外，民國初期許多留學生返國之後，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為口號，得到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響應，他們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前後，表現的相當活躍，同時更倡導「破除迷信」運動，這個運動在民國十一年時達到了高潮。又這風氣逐漸在政治上形成一股暗潮，在北伐之際激起了洶湧的波濤，全國各地遂出現拆廟逐僧、徵收「迷信捐」的現象，其中以閻錫山在山西，馮玉祥在河南，唐生智在湖南，孫科在廣東表現最為激烈。當全國各地藉口破除迷信，組織「廟產興學促進會」、「廟產清理委員會」等以接收、侵佔寺產聲中，政府徵收「迷信捐」、「經懺捐」也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了。（註3）此時，寺院不僅傳教無力，甚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中國傳統佛教被迫面對行將解體的嚴重危機。 在廟產興學影響之下，寺院所藏典籍文物也難逃破壞之厄運。例如民國二十年四月初，曾傳聞山東掖縣教育局以辦「師範講習所」為名，借用海南寺房舍，於藏經閣發現明代大藏經，因不知其珍貴，而視為故紙搬出焚毀大半。（註4）此事經報刊披露後，山東省教育廳乃派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前往勘查，得知後報告：該大藏經原為掖縣福慶禪院所藏，民國十九年時軍隊佔居該院，不知寶重，任意損毀，故前掖縣縣長飭人檢點叢殘，移運海南寺存放；而後海南寺又為民團借住，直到掖縣教育局借用海南寺房舍舉辦「師範講習所」時，大藏經已零亂狼藉，不可名狀。根據師範講習所長等面稱，其不但未焚毀藏經，還將藏經整理，坯砌遮藏。（註5）姑且不論大藏經遭毀的究竟真相為何，在廟產興學風行之下，寺院遭到外界勢力的侵入，不但僧尼被迫流離失所，連寺內典藏的文物往往也會被破壞殆盡，損失慘重，亦是不爭的事實。 總之，廟產興學風潮影響近代中國佛教非常深遠，持續至抗戰前夕，從未止息。大體來區分，從十九世紀末到民國二年間，為其第一次高潮，而從民國十五年到二十年間，為其第二次高潮。至於在期間與期後，仍然餘波蕩漾，綿延不絕。這既反應了近代中國各地軍閥專橫，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根本保障，也說明了舊式佛教寺院已不能適應近代社會，因而促使了僧尼從事生產自救及興辦社會教育、公益慈善等事業。（註6） 二、佛學教育的創辦及推動 當佛教界人士身處於四面楚歌之困境，當然不甘坐以待斃，遂竭力研擬各項革新圖強的方案，積極實踐以挽回民眾的認同。黃運喜即指出，佛教僧徒對於廟產興學所造成的衝擊，其因應的做法有四種類型：(1) 配合政策，率先捐款興學，並接受政府旌獎。(2) 寺廟自行興辦啟蒙學堂、初等學堂、中等學堂或師範學堂，以杜絕外界提撥寺產的藉口。(3) 寺廟興辦僧學堂，培養弘法人才。(4) 除提撥寺產興學外，自身更赴日考察，以彼邦政教經緯，當作國內教界借鏡。（註7） 其實對佛教而言，廟產興學雖然是近代佛教發展的危機，但同時也可說是轉機，促成佛教快步邁向近代化的逆增上緣。為杜絕官紳、劣痞等人提撥寺產，許多寺院開始興辦僧學堂，積極培養弘法人才，這也就是我國近代僧伽教育的發軔。例如長沙僧人釋笠雲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得日本僧人水野梅曉之助，仿效日本辦僧校的方法，在開福寺創辦中國近代第一個僧學堂，以抵制官紳佔寺奪產，為中國僧寺辦學保產之始。繼之則有釋文希於常州天寧寺創設普通僧學堂，釋月霞和釋諦閑在南京三藏殿舉辦江蘇僧師範學堂等。（註8）不過此時興辦僧教育的焦點，仍在於保護寺產，而對於真正僧材的培育，仍未受到重視。 至於純粹以佛學教育為宗旨的學堂，為一代宗師楊仁山居士所創立的「祇洹精舍」。早在清末戊戌維新之前，楊仁山鑑於佛門僧眾庸俗不堪，令人鄙視，因而曾提出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由各省擇名勝大剎，開設釋氏學堂」，作為振興佛教之策。（註9）祇洹精舍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學教育的學堂，設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其課程除佛學之外，兼授國文、英文等世學。雖然不二年即以經費支絀，且無學生而告停辦，但該精舍卻為現代僧伽教育指引出一個新方向。（註10） 楊仁山畢生致力於佛教事業，以其創辦的金陵刻經處為中心不斷發展，舉凡流通佛教經論、培育佛教人才、提升佛學研究之風氣等事業，在在都成為民初佛教復興之重要因素，因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Holmes Welch曾讚譽楊仁山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註11），而此稱譽亦為今日學者們普遍認同。以金陵刻經處為核心的楊仁山一系，不但為復興中國佛教以及佛學研究的中流砥柱，其門下歐陽竟無和太虛大師二人，更於民國十年後，各自成立「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形成寧漢兩大學府遙相呼應的聲勢，成為我國近代佛教思想史上的兩大巨擘，對當時佛學教育的發展，具有啟發和領導作用。我國僧俗界佛學研究之方向，大有唯此兩大巨擘馬首是瞻之勢。（註12） 首先，述說歐陽竟無所創辦的支那內學院。民國前一年楊仁山逝世後，歐陽竟無繼承楊仁山之遺志，主持金陵刻經處。為了進一步弘揚佛法，培養佛學研究人才，於民國三年，歐陽竟無在刻經處成立了佛學研究部，聚眾講學。其後要求來學者眾多，於是在民國七年時，歐陽竟無與當時的著名學者蔡元培、梁啟超等人，共同發起籌建支那內學院。在籌備期間，曾刊布支那內學院簡章，其中第一條即標明：「本內學院以闡揚佛法養成利世之才，非養成自利之士為宗旨。」（註13） 經過四年的積極籌備，支那內學院於民國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在南京半邊街正式成立，歐陽竟無任院長，呂澂任教務長。根據呂澂的回憶指出，內學院的發展可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從民國十一年到十六年止，為內學院最輝煌的一期，除不斷發表研究成果與編印《內學》年刊外，還曾於十四年一度成立法相大學，在韓府街開闢第二院，可惜十六年夏天因軍隊進駐第二院而停辦，第一院規模亦縮小。此後支那內學院在艱困的環境中，仍從事教學講習和《藏要》的編印工作，直到民國三十二年二月歐陽竟無去世時，在內學院研究的學者前後已達兩百餘人。（註14） 其次，介紹太虛大師與武昌佛學院。太虛初期受革命學說之影響，閱讀康有為、譚嗣同等著作，因而立志革新佛教，生起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主張。首先關於教理革命，太虛認為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其次是教制革命，即關於佛教的組織，尤其是僧制應須改善。最後在教產革命方面，要使寺院財產成為十方僧眾共有，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註15）太虛的佛教三大革命主張，雖然屢遭保守僧眾的強烈阻撓而挫敗，但其對民國佛教改革的推動，始終是努力不懈的。 太虛在佛學教育方面，成就卓然、廣為稱譽者，則首推其所創立的武昌佛學院，並與支那內學院同為當時全國知名的佛教學府。民國十一年春天，太虛在漢陽歸元寺講《圓覺經》，武漢居士參與踴躍，此時，太虛已有創辦新式佛學教育以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志願，故於講經之際，與陳元白、李隱塵、王森甫等人多次商議，決定設立佛學院，廣培師範人才。四月初，在武昌通湘門內覓得黎少屏的住宅可作為院址，而黎君也欣然廉讓，於是中旬即在院內成立籌備處。（註16）經過五個月的籌備與招生後，九月一日，武昌佛學院即正式開學。 太虛在成立武昌佛學院時即指出，佛學院之名，為其創始，「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規制」。同時，太虛對於之前佛教界所創辦的僧學，不客氣地批評說： 武昌佛學院以前，雖有觀宗寺的弘法社及月霞法師華嚴大學的設立，但這不過是養成講說天臺宗 或華嚴宗的講經法師而已！乾脆說一句：就是講經法師的養成所，與我造就改進整個佛教的人才相差 得很遠。（註17） 而事實也證明了，武昌佛學院的創辦，在當時佛教界獨樹一幟，令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蜚聲海內。於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的釋法舫，曾述說： 本院從開學到北伐的五年間，真是具有規模，為名震全國、聞風嚮往的第一個佛教學院。有人稱 為「佛教的黃埔」，也並不為過譽。（註18） 在近代佛教史上設立之佛學院相當眾多，這些佛學院雖辦理的時間有長有短，成就也有大有小，但多數都與武昌佛學院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為其創辦人或聘請的教師，大都曾是武昌佛學院的教師或學生。而從武昌佛學院出來的一些名僧及其弟子輩，至今仍有部份在海內外主持名山大剎和各類佛學院。由此可見，武昌佛學院不僅對民國以來的僧伽教育有重大之貢獻，而且對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亦有相當深遠的影響。（註19） 民國十五年秋季，北伐軍攻至武漢，院中職員與學僧逃離星散，而佛學院屋舍十之八九為軍隊所佔據，僅由釋大敬和釋法舫等人住守餘屋和設備，佛學院形同停頓，為其困頓時期的開始。（註20）直到二十一年夏天，武昌佛學院經人員、院護與院董的積極交涉，院中駐軍終於全部遷走，房屋全部收回。此時太虛即與法舫、李子寬、王森甫等人商議之後，決定將佛學院原有圖書加以整理擴充，改制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註21）此後，武昌佛學院即邁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參、佛教典籍與刊物的出版 一、佛教典籍大量印行 中國歷代佛教大藏經的出版，可說是相當豐富，在我國出版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對一般民眾來說，自古以來由於教育程度普遍低落，寺院藏書雖然豐富，但是僧人敬如珍寶，也並非人人都可入寺閱覽，再加上中國歷代戰火頻仍，使得雕版和經書易受到波及破壞。特別是清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因為太平軍所到之處，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所以坊間書肆能獲得的佛經，顯得更加稀有，而楊仁山有此深切的體會，於是促使他產生刻經流通的念頭。楊仁山創設刻經處的經過，在「楊仁山居士事略」中有所敘述： 復與邵陽魏剛己、陽湖趙惠甫……諸君子遊，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 通經典普濟眾生。北方《龍藏》既成具文，雙徑書本又燬於兵燹，于是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流傳，手草章程，得同志十餘人，分任勸募。（註22） 楊仁山等人均有感於佛經不易取得，致使佛教推廣困難，於是同治五年（1866年）在南京成立了「金陵刻經處」，有計畫的募款刻印佛經，而且以相當低廉的價格流通，促使了佛教逐步地復甦。 楊仁山一生投注於刻經事業，至死不渝，長達四十五個年頭。按楊仁山晚年手訂《大藏輯要》的目錄，其生前刻印完成的藏經，約在二千卷之數，而刻經處流通出去的佛書有一百餘萬卷，佛像十餘萬張。（註23）除了金陵刻經處外，傳統寺院刻印流通佛經之處，還有江都之揚州刻經處、江北磚橋之法藏寺刻經處、常州之天寧寺刻經處，以及杭州、寧波、四川等處，這些刻經處從清末到民國時期，逐年刊印的經書也頗為豐富，其詳細子目，可以參閱《北京佛經流通處書目》及《中央刻經院書目》得知。（註24） 清末以來，隨著西洋新式印刷技術的輸入，並且民眾對於各類書籍的需求大增，使得國內的出版業，呈現出不同以往欣欣向榮之風氣。民國以後，佛教在出版方面亦不落人後，利用新的印刷技術，使得在大藏經、一般佛書或是佛教期刊方面，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版發行，為民國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催化的作用。例如，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出版的The Chinese year book（《中國年鑑》）之記載，當時全國已分別設立了六十八家的佛教出版社和流通處（註25），由此可略窺佛教出版之興盛。 首先，在大藏經出版方面，傳統雕印與現代印刷的出版方式同時進展，使民國時期大藏經的數量，均是以往各朝代所無法相比的。民國以來第一部大藏經，在民國二年出版，為釋宗仰於上海頻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書院的《縮刷藏經》，名為《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簡稱《頻伽藏》），線裝共四百一十四冊，四十函，為我國首次使用鉛字排版的藏經。由於卷帙簡便，定價頗廉，人人皆可自備一部，過去藏經流通受限之情形乃大為改觀。至於三十八年之前，國內陸續出版的大藏經，或全藏，或藏經選輯，共計有：鉛印的《頻伽藏》、金陵刻經處雕印的《大藏輯要》、影印日本《續藏經》的《卍續藏經》、支那內學院刊刻輯印的《藏要》、影印宋版的《磧砂大藏經》、重印清版的《龍藏》、影印《金藏》選輯的《宋藏遺珍》、鉛印編譯的《普慧大藏經》等。（註26） 民國成立後，大藏經的出版成績的確令人刮目相看，而一般佛教書籍的出版成果，更是亮麗。Holmes Welch即指出，除了傳統的佛經之外，民國以來所出版的佛教書籍之類型，大致可分為五種：(1) 著名法師的經論講記；(2) 經典的白話語譯；(3) 佛教義理的解說與勸行；(4) 經典的節錄與佛法的提要；(5) 佛教歷史的研究著作。而令人遺憾的是，屬於當代的僧侶傳記和寺院山志，卻是相當的稀少。（註27）至於在出版佛教書籍的機構中，以醫學書局、弘化社和上海佛學書局這三處所出版佛書，在規模與數量上，最讓人印象深刻。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丁福保於上海行醫後，開辦醫學書局，刊印醫書，推廣醫學。不過丁氏在行醫、印書之餘，還廣購佛學書籍，作深入的研究，而於民國九年起，開始印行其所編輯的各類佛書，合起來命名為《佛學叢書》。丁福保所輯的《佛學叢書》計有：佛學入門書十三種、最易入門之經典八種、淨土宗經典六種、法華三經四種、般若部及禪宗六種、辭典類六種、新出各經典十一種，可謂洋洋大觀。（註28）而在丁氏眾多的著作中，流傳最廣、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佛學大辭典》。這部辭書收有辭目三萬餘條，全書三百六十餘萬言，三千餘頁，是國人最早自行編纂的一部佛學辭書，出版迄今，一直是佛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之一。（註29）佛學辭典的出版，讓佛教的新舊學人有個參考和入手之處，對佛學教育的推廣，著實助益不少。 民國以來，對於佛書印贈事業的推動不遺餘力且影響深遠者，首推近代淨土宗大師印光法師。印光早於民國三年時，即向上海有正書局的創辦人狄楚青，倡議流通清雍正皇帝所著《揀魔辨異錄》，而狄楚青則將是書石印一千部，開啟了印光於佛書印贈事業的序幕。（註30）自十一年起，印光就專為刻印善書和佛經，多次親赴上海、揚州、蘇州、南京等地，而這段時期印行的淨土經、論與善書近百種，刊印之數達數十萬冊，均普遍贈送，近代佛教的淨土宗風因而大盛。（註31） 民國十九年二月，印光於上海將到蘇州報國寺閉關，臨行之前，將紙版近百種和已印好的佛書數萬冊，交付太平寺之釋明道，示意他能創辦一個刊印流通佛書的機構。明道本著印光的意旨，與王一亭、關絅之等居士商議，籌設弘化社，先在上海覺園佛教淨業社設置流通部，訂立流通辦法，分為全贈、半價、照本三種。後來業務不斷擴大，遂將流通部更名為弘化社，正式宣告成立。（註32）二十年時，弘化社遷至蘇州報國寺，直到二十九年十一月印光圓寂後，覺園法寶圖書館成立「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復將弘化社自蘇州遷回上海，設在法寶圖書館內。該社主要流通印光歷年所印淨土宗經書三十餘種，同時編印流通《印光法師文鈔》、《印光大師嘉言錄》、《印光大師文鈔精華錄》等。（註33）弘化社在印光的主持下，印贈佛書的數量不下數百萬冊，對於民眾起信佛教的推廣，具有重大的影響。 關於民國初期佛書印贈的情形，印光的俗家弟子洗心形容道： 在前清的時代，很難看到一部佛經、一部善書，就是看到了，也以為那是齋公、齋婆讀的。直到 民國十年以後，仗了師尊的願力，善書流通的纔漸多。但自十年至二十年那十年中間，善書流通的情 形，遠和現在不同。那時出資印書的人，都是抱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主意，情願犧牲了金錢，情 願被人罵呆子，只是印了書硬送。到了民國二十年後，善書運動便一天一天的盛了起來，到了今日， 善書的流通，大多數是自動來購請，很少是白送的了。（註34） 善男信女捐資助印佛書的風氣，在印光及弘化社的推動下，逐漸拓展開來。印光還曾撰寫〈印造經像文〉一篇，列舉印造經像之功德有十大利益，並詳細說明印造經像的時機、方法和注意事項等（註35），積極地推動信徒對於出資印經的認識和意願。而這篇文章也的確深深地影響其後國內的印經團體，甚至今日臺灣印經會等組織出版的佛書，書中多少都會附上這篇文章的節錄，以達宣傳和鼓勵信眾參與助附印的目的。 上海佛學書局創辦於民國十八年（或十九年），是由上海居士王一亭、李經緯等人發起，起初局址設於上海閘北寶山路界路口，繼又遷至膠州路愚園路上，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一所專門編輯、刻印和流通佛教典籍的出版機構。（註36）上海佛學書局創辦後，以鉛字排版大量出版佛書，成為佛教書刊的供應中心，對佛教的出版產生了歷史性的革新。依〈上海佛學書局概況〉一文中稱： 自清末楊仁山先生創刻經處於金陵，維揚、毗陵相繼奮起，雕刻漸眾，……甚至國內各大書肆， 亦常有佛學書籍之出版，是可見佛化運動已漸為國內學界所留意。……雖然，吾人尚以為其間有一缺 點焉，即各地佛經流通處多因循舊習，甚少新猷，印刷流通，各行其是，無偉大之規模，無精密之計 畫，無組織，無聯絡。求其容納眾流，包羅一切，集全國各處佛經於一地，合編輯、印刷、流通為一 事者，不能不推本局為創始。（註37） 因此，上海佛學書局採用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方式，以每股十元達到集資作用。董事長王一亭便說： 佛學書局雖屬營業性質，而以弘法勸善，提倡道德為職務，既可或應得之利息，又可兼事善舉， 挽回浩劫，感致祥和，此可告慰於各大股東者。（註38） 可見上海佛學書局實屬「營業」性質，將各種佛教物品「商品化」，走入市場經濟，迥然不同於僅靠十方善信贊助的傳統刻經處或流通處。傳統印造經像多被視為善事，而佛經流通處亦侈談營利，故經像多屬結緣贈閱之性質。然此經營方式，經費勢將難以掌握，若要持續或擴張營業，自有其瓶頸存在。（註39）而上海佛學書局在觀念與做法上的突破，不但市場競爭力隨之提升，同時在極有效率的行銷系統下，經書流通的範圍，更是流通處所無法相提並論的。 至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為止，上海佛學書局經營的概況為： 除各種定期刊物外，新出版書籍計有一百十種，數達二十八萬冊。流通各地經籍，計百於萬冊。 本局所出之《佛學半月刊》，每期已銷至一萬二千份。各地分局已有八處，分銷處已增至一百餘家。 （註40） 佛教經籍多屬文言，除持誦外，初學者甚難入門，故上海佛學書局乃依學習者之需要，大量發行各類佛教通籍，舉凡佛學概論、佛教入門、傳記、辭典、講演等書，莫不相應而出。至二十六年時，該局發行佛教書籍總計三千三百一十九種，其中《大藏輯要》有二千零二十四種，而佛教通籍則有一千二百九十五種，大約佔了四成，其入俗化導之傾向，蓋可見一斑。（註41）至於在行銷流通方面，佛教書局建立了一個由總局、分局、分銷處三層系統的流通網，除經銷自版的書籍外，亦代理發行其他書局或刻經處出版的佛書，以及各種佛教雜誌，把全國的佛教出版品整合在統一的流通渠道上，所以其經營規模之大，流通範圍之廣，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註42） 二、佛教刊物蓬勃發展 在近代，佛教文化事業普遍興起，而其中出版業的新寵兒--佛教期刊的發行，更是蓬勃的發展，對於近代佛教文化的溝通，有很大影響。民國十九年時，釋法舫針對當時佛教期刊出版的情形，指出說： 佛教在這個時代，想做廣大的發展，必須是要宣傳；現在是科學時代，宣傳工具和宣傳物品，極 為容易，不但印刷經典便利，就是各種的宣傳也極便利。現在中國佛教的宣傳刊物，雜誌、日報雖不 多見，卻是日有進步。（註43） 利用辦期刊的方式來宣傳佛教教理、評論佛教時事，均可不受時間、地點、人員等等條件的限制，因而受到廣大佛教徒的歡迎。當這些佛教刊物出版後，不但能推廣佛教信仰，甚至對於開展國內外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民初到三十八年這段期間，佛教界先後創辦的佛教刊物遍及全國各地，不下百餘種，其中有日報、旬刊、月刊和年鑑等等，然而絕大多數維持的時間並不長久，以二、三年者居多。創辦最早者，為民國元年上海創刊的《佛學叢報》、《佛學月報》，和二年在上海發行的《佛教月報》，而創辦時期最長的是民國九年由釋太虛所創辦的《海潮音》月刊，最具學術價值的首推支那內學院的《內學》年刊。（註44）此外，還有佛學書局的《佛學半月刊》在一般信眾中銷路最廣，漢口佛教正信會的《正信》週刊為接引在家學佛的刊物，《人海燈》有些偏向於指導僧伽改良方面，《威音》月刊則是以日本密宗佛學研究為主。（註45） 釋東初評述民國早期的佛教刊物，認為： 不論內容價值如何，不問出版年代多久，更不問係屬何人主辦，一言以蔽之，這些刊物都代表了 全體佛教徒的心聲，同時，也代表了佛教僧徒對於學術的修養，及弘法利生的一種精神，其影響力雖 不及日報，但發行所及，卻遍達全國各省各縣，乃至東亞各國，世界各洲。（註46） 若就學術的眼光來看，這些期刊不但都能因其所屬的宗派和立場，努力地宣揚佛教和其理念，同時也留下了龐大的歷史記載，成為今日學者治近代佛教史的重要資料。 肆、佛教居士社團的崛起 一、近代居士佛教興起之因素及現象 清末以降，中國佛教在楊仁山的引領下，在佛典的整理與出版、佛教教育的興辦和佛學義理之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果與貢獻。特別是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辦校興學，不僅培養了中國近代佛學界的俊才英傑，亦使佛學研究的重心由僧眾轉向居士，進而彰顯出居士在近代佛教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到了民國以後，有關民初佛教新發展之研究，根據幾位學者的觀點，大抵可歸納為：對傳統佛學的貶抑、學會和佛學院的出現、全國性的佛教組織、居士地位的提升等四個新趨勢。其中，居士地位又格外引人注目，因為除了佛學院以僧侶為主體外，居士正是貫穿這些新趨勢的關鍵所在。（註47）至於促使近代居士地位大幅提升的契機，鍾瓊寧認為，因為受到廟產興學風潮的影響，儘管僧團中保守與改革派不同，但他們都面臨一木難支的窘境，另尋奧援是唯一解決之道。以保守派來說，其發現護法必賴居士，因寺產被陸續侵奪，在經濟短缺之下，不能無依於居士。其次，當政治保護不再，國主難依，法事難立，也只有假檀越之手，折衝政治之間，方能自保求存。再以改革派的立場而言，當其背離傳統，失去叢林支持時，經費自然無所出，若不欲改革成為畫餅，只有動員居士力量一途。因此，不論對保守派或改革派來說，居士正是可助他們走出困局的一股新興勢力，而居士也在此時局中，地位隨之扶搖直上，進而帶動了居士學佛之風氣。（註48） 對於民初居士佛教發展的現象，陳榮捷亦指出，民國以來有不少居士為政治與知識界的領袖，他們不僅領導佛教界，而且也出錢支助佛教活動。他們提倡佛教思想，並且完成了大部分佛教的活動計畫，甚至於，他們也主持法事、立誓修行，而這些原本只限於僧侶才可以做的，在家居士就逐漸取代了出家僧侶的功能，佛教重心遂從寺院轉到民間社會。（註49） 近代居士佛教的興起，均不再只是參與佛教的信仰活動，因身為居士，對於護教弘法的時代使命，已有責無旁貸的深刻體認，於是和出家眾攜手合作，相輔相成，共同來宣揚佛法，為佛教的發展而努力。近代佛教在居士的參與下，一改社會對於佛教的刻板印象，加速佛教復興的步伐，特別是在佛學研究、佛書出版和佛教社團組織等三方面的發展上，表現極為傑出。其中前二者，從本文的上述中，即能充分瞭解居士在參與佛學研究和佛書出版的成果上，的確不同凡響，這不僅是近代居士佛教活動的重要展現，而且對於近代佛教的振興，更有直接的促進作用。 至於在佛教社團組織方面，五四運動後，民間社團加速林立，而佛教社團組織也益加發達，分布在全國各地，其大體可分為四類：(1) 各寺院之間的聯絡與協調機構。這類一般由最早的中華佛教總會的分會、支部轉換而來，並有省、縣（市）、鄉等多級。其大致上仍由僧人主持，以寺院為依託，旨在維護佛教利益。(2) 講經會與佛學研究團體。此類團體的普遍建立，促使僧人走出寺院，面向社會群眾講經說法，同時也開了居士講經的風氣，對近代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3) 居士修行與弘法團體。這類團體包括了各地的居士林、功德林、淨業社、念佛會以及蓮社等等，並成為佛教與近代工商業階層結合的基礎，是佛教革新的後援。(4) 救濟與慈善團體。其中有佛教界獨立創辦的，也有佛教界與其他個人、團體聯合組成的，在當時貧困動盪的社會中，均發揮了佛教慈悲濟世的偉大情懷。（註50）以上除第一類組織是由僧人所主導外，餘者幾乎都是由彼此志趣相投的居士們所組成的，而不同的志趣自然產生各類型的佛教團體，呈現出近代佛教社團豐富之面貌。 此外，Holmes Welch更明白地指出，以居士為主的地方佛教社團和由僧眾組成的全國佛教組織及其分支單位，彼此間是有相當顯著的差別，即居士入會是為了參與功德活動，而僧人則是為了保護寺產。僧眾並不把他們的協會看作是累積福德的地方，因為這方面的需求，已經從其修行生活中得到滿足，他們所要的是一個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組織。而居士們卻非如此，他們需要的是「道場」--即一個能提供修行的地方；因為在寺院裏，居士只是旁觀者，但他們卻希望能成為參與者，即念誦佛經，研究和弘揚佛法，以及親身實踐菩薩道。（註51）Holmes Welch的這番論述，相當深入此現象的核心，而這個修持上的需求，在今日臺灣居士社團的發展中，也是顯而易見的關鍵所在。 二、民國初期居士社團之成立 民國初期國內發展的居士社團，以位於上海市者居多，其中最為著名的為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淨業社。事實上，早於民國八、九年間，上海居士王與楫，沈心師和周舜卿等人，就共同發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為全國居士社團之首創。初時借海寧路錫金公所為林址，而後則遷愛文義路新閘捕房對面。根據「上海佛教居士林暫行規約」之說明，居士林以「集在家善信薰習佛法，力行善舉，宏揚佛教，自利利他為宗旨」。雖然起初計畫舉辦事業有演法堂、蓮社、圖書流通部、圖書館等等共十類，到了十一年時，居士林已成立演法堂、蓮社、圖書流通部等組織，而圖書館似乎仍未見設立。（註52） 民國十年，王與楫、沈心師和關絅之等人，認為上海是華洋薈萃之地，濁惡更甚於內地，故非另闢念佛道場專修淨業，不足以化引初機佛子。於是十一年時經過協商，將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為二，進行改組。沈心師和關絅之等人，將上海佛教居士林愛文義路林址，改組為上海佛教淨業社，而王與楫和周舜卿等人，則另行組織世界佛教居士林，將林址遷回海寧路錫金公所。（註53）此後，這兩大居士團體都發展的相當興盛，並曾先後成立宏偉的佛學圖書館，造福上海民眾。因為居士林提供了在家信徒一個學佛、修持的良好環境，所以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影響下，當時全國各地佛教徒也陸續成立了居士林，其中著名的有：華北居士林（民國十八年在北平成立）、天津居士林（民國二十年成立）、湖南居士林（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此外，南京、重慶、成都、南通、金沙、唐家閘、泰縣等地也先後成立居士林，雖規模大小不一，均發揮了聯繫在家佛教徒的作用。（註54） 不論是何種形態的居士社團，就佛教圖書館發展的層面來看，這些社團的成立，不僅讓在家居士於信仰生活上有個歸屬的地方，同時更肩負著弘揚佛教的使命，因此對於佛教圖書館的設立與經營，都相當給予支持。換言之，佛教圖書館在功能上，能提供佛學教育和教化推廣之需求，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及作用，再加上佛教傳統對於經典的崇敬與奉行不渝，典藏、供養法寶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所以，佛教圖書館在居士社團林立之時，自然應運而起，並迅速地發展與完備。 伍、圖書館事業的萌芽與發展 一、清末圖書館事業的萌芽 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軔，始於清末的變法維新運動，特別是自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後，國人對於富強的觀念為之一變，將國外政治、教育等制度之介紹，視為當務之急，並開始瞭解教育乃富強之根本。宋建成指出，當時凡識深見遠的政府官員，均感到立國之基本--民眾教育的重要性，是以新式學堂紛紛建立，而新式圖書館亦附於焉。在此所以稱為圖書館，蓋與往昔藏書樓不同，其開放對象不再只有帝王、官吏和學者，而是一般民眾，重點在於啟發民智。（註55）顏文郁和蘇精即指出，光緒戊戌政變以後的數年間，國人對於圖書館又有更深的認識：(1) 「圖書館」這個引自日本的名詞，逐漸取代原有的「藏書樓」，為人普遍接受。(2) 已知將圖書館區分成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等幾種類型，並瞭解到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有不同的功能。(3) 開始注意探討改進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報紙雜誌上刊登不少介紹日本及歐美圖書館規則的文章，甚至有介紹美國圖書館學校課程者。(4) 產生建立全國圖書館系統的初步觀念，這是由學部參事羅振玉提出的建議，在當時是極為進步的構想。（註56） 在清末圖書館事業萌芽的時期中，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我國第一所由政府興辦的公共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成立，至宣統末年為止，眾多的新式公共圖書館陸續地設立，而近代圖書館運動之發起，到此有了顯著的成果。（註57）滿清政府為了使欣欣向榮的圖書館事業能有發展之依據，在宣統元年十二月，頒行了「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在此章程的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說： 圖書館之設，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 徵博采，供人閱覽為宗旨。（註58） 雖然這個章程公布後不久，清朝即告傾覆，不過宋建成即認為，此章程中要求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得設立圖書館一所，且又獎勵私人籌設圖書館，這種圖書館普及之概念，足以啟發近代公共圖書館之廣設矣！（註59） 除了政府汲汲於圖書館的建設之外，我國最早以私人之力從事興辦現代化的圖書館，則是美國友人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武昌文華書院開辦的「文華公書林」，而後又經過韋棣華努力募集圖書與經費，於宣統二年（1910年）正式對外開放。（註60）當時取名公書林，已深寓「公之於眾」的意義，因此該館將中西文圖書和期刊公開陳列，凡武漢地區各機關、學校及一般民眾均可使用，同時打破舊式貯之高閣的藏書樓觀念，採取開架式，供人自由閱覽。這是我國第一所美國模式的公共圖書館，亦是一項新構想與新技術的引進，影響十分深遠。（註61） 至於近代另一個私立公共圖書館之先河，則是徐樹蘭於浙江紹興創辦的「古越藏書樓」。自清末各地學會提倡新學後，開設藏書樓的活動也影響了一些私人藏書家，他們將原來的私人藏書予以整理和擴充，對外向各階層開放，而古越藏書樓就是其中的翹楚。根據張謇的〈古越藏書樓記〉中記載： 仲凡先生（徐樹蘭）乃舉其絫世之藏書，樓以庋之，公於一郡，凡其書一若郡人之書也者。其事 集議於庚子，告成於癸卯，凡庋古今及域外之書，總七萬餘千卷，圖器悉具。（註62） 由此可知，古越藏書樓是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倡議興辦，而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完成對外開放。建成的古越藏書樓為四進樓房，前為藏書用的樓房，中有廳堂為公共閱覽室，備有桌椅器具。樓中藏書除徐氏家藏外，又購置了新出的譯書、地圖、儀器、標本及報章等，不僅增加了藏書的總量，更是豐富了藏書的內容，而這也反應出創辦者過人的眼光。（註63）至於在借閱方面，讀者必須先登記申請，填寫發書單借書，依號入座，限於室內閱覽。由於閱覽室僅容六十個座位，故名額滿時，讀者只得耐心等候。此外，藏書樓還雇有廚師，讀者可以訂購三餐，為其讀書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註64） 綜觀清末圖書館萌芽時期的發展成果，因清廷和知識分子鑑於民眾教育的重要，眾多的公共圖書館從此建立，並發揮社會教育之功能，對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居功厥偉。又其表現在圖書館立法、設置和圖書館學之發端上，亦足為近代圖書館啟新，而居於承先啟後之地位。 二、民國以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民國肇興後，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民智大開，學術研究更是大放異彩，一時著述興盛，流派紛呈，許多在近代學術文化上卓有建樹的學者大師紛紛脫穎而出。至於五四運動後，反映不同主張的書刊大量出版，內容廣泛，包括政治、社會、哲學、科學、文藝等不同領域，可說是百花齊放。由於學術與出版界的蓬勃發展，圖書館此時在文化、教育、學術、社會等方面所提供的功能，逐漸受到了重視，而民眾對圖書館的價值，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民國二十四年的《申報年鑑》中，對於我國圖書館事業的進展，曾做了詳盡的介紹。文中指出民國成立以後，全國各地圖書館持續地增設，民國四年公佈圖書館規章二種，注重於通俗圖書館之普及。然而此時朝野皆注意學校之興辦，圖書館則少受各方之重視與匡助，成長自然有限。自十四年四月「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後，倡導風氣，漸著成效。至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旋即有圖書館條例之制定，並於次年舉行全國教育會議。十八年時中華圖書館協會於首都舉行第一次年會，於是在時論倡導社會教育之中，圖書館才漸受一般之重視，其數量年有增加，頗為迅速。蓋自十四年以後，我國圖書館事業，開始漸入普及發達之時期。（註65） 至於民國以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趨勢，顏文郁認為可歸納為：(1) 圖書館收藏的目的，由保存趨於使用；(2) 由少數人的專利趨於大眾所共有；(3) 經營方法由簡單趨於複雜；(4) 圖書館學由機械性趨於專業性，由技術性趨於學術性；(5) 圖書館間相互的關係，由散漫趨於聯繫。（註66）由此可知，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不但日漸受到民眾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也加快了進步與改良的速度。 在圖書館事業發展漸漸有了成績之後，圖書館學教育的紮根，更應是刻不容緩進行的工作。我國在圖書館學教育方面的推動，深深受到韋棣華之影響，其自文華公書林開辦後，又積極於創辦圖書館學校，以訓練圖書館專門人才。韋棣華不僅自己利用休假的時間，回美國進入圖書館學校進修學習外，還於民國三年及六年，派遣學生沈祖榮、胡慶生二人赴美專攻圖書館學。（註67）而後民國九年，韋棣華於文華大學中創設文華圖書科，由韋棣華、沈祖榮等人擔任教師。十四年時，文華大學改組為華中大學，該科亦改稱華中大學文華圖書科。至民國十六年，華中大學停辦，於是圖書科乃單獨成校，並於十八年八月，經由教育部核准該校立案，更名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在沈祖榮的主持下，遂成為我國第一所獨立的圖書館學校。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成立後，計自民國十一年至三十年止，本科畢業生共有一百二十七人；又從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為止，圖書館學專科畢業生亦有七十二人，共計約二百人。（註68）這批畢業於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的學生，大都成為推動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成員，進而奠定今日海峽兩岸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基石。 繼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之後，有成立圖書館科系者，尚有十四年上海民國大學的圖書館學系，十七年南京的金陵大學的圖書館專科，三十一年四川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圖書博物館學系，以及三十六年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專修科等院校，亦栽培出不少圖書館專業人才。至於其他尚有一些大學也曾有圖書館學課程之設置，但時辦時輟，造就不廣。（註69）除了大專學校中的圖書館科系培育出圖書館專業人員外，短期研習的圖書館訓練班或講習會，也是培育圖書館專業人員的方式之一，以此增進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專門知識與技能。自民國九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辦理暑期圖書館講習會以來，全國各地先後不下十餘個機構都曾辦理類似的訓練，為數頗多。（註70） 圖書館的普及，相信也影響到佛門僧侶及居士對圖書館的認識，進而瞭解新式圖書館的經營方式，將新式圖書館的經營理念，帶入了佛門之中。至於僧人對於圖書館組織，也有不忘參與者。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南京舉行第一次年會，到會者共計個人會員一百一十三人，機關委員六十二個，所佔省分達十五省以上，為中國圖書館界空前之盛會。（註71）關於會議的情形，除會務會議外，擬定了六個主題分組討論。其中在圖書館行政組方面，釋法舫即代表武昌佛學院圖書館，提議全國各圖書館應廣置佛書以宣揚東方文化。（註72）由此可知，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之後，佛教界也是有人熱心參與，並期望能透過這樣的參與過程，促使佛教書籍能普及到全國各圖書館中。 陸、結語 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對於國民教育之提升，當然有絕對大的貢獻，而民眾對於新式圖書館經營的認知，也相對的普及於全國。因此，當佛教人士致力於改革運動及護法佈教之時，相信也逐漸注意到圖書館在佛教教育普及上，能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於是乎佛教圖書館將過去重於崇敬、保存典籍的管理方式，改以開放讀者閱覽為主要的目的，而這也就成為近代佛教圖書館與古代佛教圖書館在經營上，最大的不同之處。再者，佛學教育的推動，藏經書刊的出版，以及居士社團的活絡，這些發展不僅復興了中國佛教文化，也給予佛教圖書館成長的良好條件，所以近代佛教圖書館紛紛於全國各地設立。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我國長期處於戰事頻繁、內外交迫的局勢，而佛教圖書館之設置，雖在政局影響和戰火打擊下，仍能於全國各地默默持續地發展，並時有新館成立，實在令人感到欣慰。 至於近代佛教圖書館設立之情形如何？關絅之於民國二十五年的The Chinese year book（《中國年鑑》）中即指出： 幾乎所有的佛學院和佛教社團，都有圖書館，其中又以武昌的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南京的支那內 學院、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佛教淨業社最為著名。（註73） 可見近代佛教圖書館的發展，是相當興盛的。另外，在王見川等人所編的《臺灣佛教史年表--日據篇》，此書使用了民國時期三十八年間所出版的佛教期刊中登載之教界新聞，以列舉出同一年份中國佛教發展的情形，作為和臺灣佛教發展之相互對照，而其中對於大陸地區佛教圖書館的設立，有相當多起的記載（註74），因此更證明了關絅之所言並不誇大，確實可信。而根據筆者從史料文獻中的初步整理，得知民國初期三十八年間，全國各地至少約有五十餘處的佛教圖書館成立，其中絕大多數位於上海、北京和南京等三大都市，且由居士社團所成立的佛教圖書館佔最多。（註75）而近代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經驗，伴隨著一些佛教僧侶和居士在民國三十八年後陸續遷臺，多少也給日後臺灣佛教圖書館之發展，帶來了指引的作用。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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