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五十一期 99年6月
南傳巴利聖典在故宮：院藏緬文貝葉經初探葉淑慧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摘要】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接受各界捐贈之緬甸文鈔刻「貝葉經」共有117函，職司典藏之圖書文獻處為對其文獻形制與內涵獲致進一步的瞭解，曾邀請專家協助整理編目。本文擬針對整理成果，從文獻學角度，說明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三藏的傳承，再依《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分類與次序，介紹院藏貝葉經之內容與價值，勾勒其內涵、形制、特性。 本院獲贈之貝葉經，多來自西元十八至二十世紀的緬甸，大致涵蓋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律」、「經」、「論」三藏聖典、義疏（含注釋、疏鈔與注解書）、藏外文獻（含南傳佛學個人論著、巴利文法與字辭典書、筆記書）等，不乏來自原始巴利傳本的鈔刻，幾乎包羅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各類經籍，俱屬南傳佛教的教法、戒律、哲理與傳承，豐富可觀。寫經與刻經之捐獻功德是佛教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途徑，珍貴及多人供養的佛典經一再傳鈔，不僅具保存文獻與祈願功德之殊勝意涵，亦凝聚著佛教思想之精華，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宗教活動，亦為一種文化現象。 本文所述，乃研究院藏緬文貝葉經典的一個開端，望能揭開亞洲南傳貝葉佛典的些許面貌。院藏南傳巴利聖典雖是現存佛海之一粟，然彌足珍貴，期待學者專家的探究，賦予更多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貝葉經（Palm-leaf Manuscripts）；緬文貝葉經（Myanmar Palm-leaf Manuscripts）；巴利三藏（Pāli Tipiṭaka）；巴緬逐詞譯注佛經（Nissaya） 一、前言 「貝葉經」（Palm-leaf Manuscripts）乃鈔刻在樹葉上的佛經，普遍流傳於南亞與東南亞諸佛教國家。它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被視為代表佛教的神聖經典，也是現今歐美博物館與圖書館視為亞洲重要文化資產而珍藏之典籍。佛教學者重視的是它記載的大量佛教原典與文獻；文化史學者重視的是它所呈現的文化意涵，以及豐富的原始文明記錄；而社會與民族學者則運用其原始紀錄屬性，作為社會風俗、生產活動與社會制度研究的材料。 貝葉經的收藏盛行於南傳佛教的國家，如：緬甸、泰國、印度、斯里蘭卡等，其博物館或圖書館藏有數以萬計的貝葉經，中國雲南傣族地區（德宏與西雙版納）亦有八萬餘部的貝葉經收藏（註1），而未經整理與調查之廟宇、寺院與私人收藏之貝葉經更是難以估計。各收藏單位無不視之為神聖經典，而其保留大量巴利原典的特色，更使之成為佛語寶藏，被禮敬之程度與佛像無別。然而，有學者專家指出，大部分緬文貝葉經典的收藏尚未經編目與整理，使學術界對於經典的文獻資訊與內涵掌握不易（註2）。 近年來，筆者與「貝葉經」有極深刻的接觸，話從國內私人收藏家盧鐘雄先生最初捐贈本院3函貝葉經說起。本院為解讀所蘊藏的經籍內容，也為了對它有更多的認識，曾於2004年10月邀請緬文貝葉經學者Peter Nyunt蒞院指導編目，開啟筆者對貝葉經的興趣與關注。嗣於2005年12月筆者造訪泰國廟宇探尋貝葉經，親眼觸及孟族（Mon）寺廟老和尚持經唸誦的神態，聆聽其平和沈靜的經文唸誦，彷彿時空停滯於幾世紀前的廟宇殿堂之中。2006年10月及2008年6月，盧鐘雄先生又以114函貝葉經贈予本院（註3），使筆者再有機會與「貝葉經」做更直接的對話。 筆者於2005年撰〈論述貝葉經整理與編目工作〉（A study of the cataloging of the palm leaves manuscripts）一文（註4），對國內、外貝葉經典藏機構的整理與編目工作進行初步的探討。文中談述貝葉經的編目描述經驗，從緬文貝葉經的裝幀形式與刻寫方式，說明貝葉經的著錄項目及特殊描述，以泰國曼谷「脆弱貝葉基金會」（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之緬文貝葉經編目、亞洲研究所之「泰米爾貝葉經編目格式」（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Palm-leaf Manuscripts in Tamil）（註5）、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緬甸聖典寫本簡明目錄》（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Manuscript Collection Summary Catalogue）（註6）及英國《威爾康醫學史圖書館緬文經典目錄》（Catalogue of the Burmese-Pali and Burmese Manuscript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註7）之編目格式與著錄項目為例，探析貝葉經的書目、主題等資訊描述，整體認識貝葉經的編目作業，試圖建構貝葉經的編目格式與描述欄位，成為院藏貝葉經整理與編目工作之基礎研究。 由於筆者不諳鈔刻於貝葉經上的緬甸語文與巴利語，對於內容的判讀與著錄產生極大的困難，故曾邀請熟悉典籍語文的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溫宗堃與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曾國興二位先生協助經籍內容的判讀與編目，並對經典所記載與呈現的各項細節予以描述。本文擬針對整理成果，從文獻學角度，說明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巴利三藏（Pāli Tipiṭaka）的傳承，並介紹院藏貝葉經籍之內容與價值，再依《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分類與次序，勾勒其內涵、形制、特性，期以對有興趣之研究者提供參考。 二、貝葉經與南傳上座部巴利佛典 「貝葉經」相傳發源於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前的印度，最早的古印度文字乃刻於石頭或泥土製成的印章上，自貝書（即在貝葉上書寫的形制）流行後，就取而代之成為最主要的文字書寫載體。貝葉，是一種生長於熱帶、亞熱帶的棕櫚科植物，其全稱為「貝多羅葉」，梵語稱pattra，又稱tala，意為「樹葉」。在紙張尚未發明以前，古印度的僧人以貝葉刻鈔佛教典籍，而這些刻寫在樹葉上的佛經，便被稱為「貝葉經」，傣語稱「坦蘭」（註8、註9）。 雖然學界對以貝葉記載佛教經典的時間及年代尚無明確定論，然其歷史久遠是早被肯定的。現存最古早的貝葉經鈔刻年代為西元85年（註10），倫敦威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蒐藏的貝葉經中，最早可溯至西元十一世紀（註11），而緬甸仰光大學中央圖書館（Universities Central Library in Yangon）內有一部殘存西元1493年的緬文貝葉經Ganan : lanka nhan mre kham ho nann（註12）。中國元成宗元貞元年（西元1295年）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在〈三教〉之記載：「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不知其以何物書寫。……」（註13），真臘即今所稱高棉（在今柬埔寨境內），在西元十三世紀的真臘僧人即以貝葉經誦經。相傳於西元初幾世紀，佛教徒沿中亞及東南亞而至中國傳播佛典，將佛教貝葉經帶至中國，隨後並有漢文譯本流傳（註14）。在今日中國雲南的傣族地區（德宏與西雙版納），尚存大量此形式的貝葉典籍。貝葉經成為傣族社會的重要表徵及文化資產，素有傣家人的「大百科全書」之稱，而根據傣文經書《尼賧坦帕召》（關於佛祖歷史的經書）和《坦蘭帕召》（佛祖的經）的記載，貝葉經使用與傳播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註15）。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於西元前六世紀建立，歷經約二千餘年的傳布，相關經典以各種形式與文字的紀錄，早已成為亞洲各民族共同的傳世之寶。貝葉不僅用以刻載佛教經典，亦曾刻載印度其他宗教經典，例如：吠陀宗教與婆羅門教，由於佛教在世界的影響力，其他宗教的貝葉經典幾乎被人忽略（註16），而南傳上座部佛教與貝葉經的關係顯得密不可分。南傳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係佛教在傳播與發展中逐漸形成的一支，為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與中國傣族等地區人民所尊奉。據載，最初的佛教經典是以口傳「結集」方式形成，亦稱「會誦」，由一人當眾背誦釋迦牟尼佛生前的教說，經與會者審核通過方式產生。佛教經典體系──「律」（Vinaya piṭaka）、「經」（Sutta piṭaka）、「論」（Abhidhamma piṭaka）三藏（Tipiṭaka）之佛說與論說，由此開始。 南傳佛說教法的結集曾發生數次，於《島王統史》（Dīpa-vaṁsa）及《大王統史》（Mahā-vaṁsa）記述佛經結集的歷史（註17），前兩次舉行於印度，時間約佛入滅當年及其後第一百年（註18）；第三次結集則於佛滅後二百三十六年（約西元前三世紀）的印度，佛說教法以口傳方式結集。而第四次結集於斯里蘭卡（時稱錫蘭，而錫蘭古稱Lanka，即楞伽），指西元前一世紀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King Vattagamini Abhaya，西元前29-17年）時期的「阿盧寺結集」，約佛入滅後約三、四百年。斯里蘭卡為南傳上座部（又稱分別說系）佛教主要的根據地之一，貝葉形式經籍製作則相傳由印度藉由斯里蘭卡廣傳開來，據傳第四次結集則是第一次以文字形式，以盛行於斯里蘭卡由俗語轉化而來的巴利語，少部分以較古典、正式使用的梵語刻寫於貝葉上，成為最初的南傳巴利貝葉經，除三藏外，亦含其義疏，從此佛經則由口語記誦傳授形式發展至書面的成文記錄，對南傳佛典得以長期流傳與保存，有深遠的影響。（註19）《島王統史》（Dīpa-vaṁsa）〈佛典之書寫〉一章記載：「於〔由此〕以前大慧比丘等以口誦〔三〕藏之經典及傳承彼義疏。此時比丘等見眾生〔由正法〕凋落而來集，為法之久住書〔此〕為記錄。」（註20）經文中未載明寫經所用材質，然以當時印度與斯里蘭卡之書寫發展史推論，貝葉是普遍接受而廣為流傳的載體形式，專指佛典之貝葉經則發韌於此時期。 歷史上佛教經典有過多種寫經語言，最早期使用的是從俗語（Prākrit）轉化而來的巴利語（Pāli）。南傳上座部佛教歷代相沿的佛經以巴利語結集，巴利語乃佛世時摩竭陀國所使用的摩竭陀語（Māgadhī），係印度雅利安語之一種，約形成於西元前三世紀，或認為西元前七至六世紀之間（註21、註22），而其起源亦是錯綜複雜的問題（註23），它接近佛陀在世所使用的語言，受到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推崇。 「巴利」（pāli）一詞於早期佛教文獻的用法意謂著「經典」，與現今的「聖典」（canon）一詞相近，今人多將之解釋為「經典的語言」（pali-bhasa）。（註24）依其原意，巴利語記錄的佛典是神聖的、是原典的，而以「注」（aṭṭhakathā）或「疏」（tīkā）的佛典則是經由後人詮釋的（註25），儘管巴利語以「有音無字」方式存在，現存以巴利語鈔刻的南傳律、經、論三藏（即「巴利三藏」）貝葉經仍具有較神聖的經典地位，而於五世紀覺音論師對佛典的注，亦具有經典的地位。所有信奉南傳佛教的國家與地區，皆以各地域語文及字體來鈔刻巴利聖典，例如：梵文、緬文、泰文、傣文等，帶有祈願與傳承，並象徵神聖地位的文化現象。十八、十九世紀仍可見大量傳鈔且被供奉於寺院的純巴利語貝葉經。而巴利語系佛教亦是我國三大語系佛教之一，它在理論、教義、戒律等方面皆有特點，也更接近於早期發展的佛教（註26）。 南傳上座部佛教重視巴利三藏原典，認為它是佛陀時代留下的佛語經典，無人有權可作任何增刪；而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特色在於嚴守戒律，尤其對佛制戒律如「微小戒」、「根本戒」等，一概嚴格恪守，對於佛典抱持保守作風，因此保留較多原始佛教的傳統與原貌。（註27） 本文所述院藏緬文貝葉經（註28），係指貝葉上以密密麻麻的緬甸語文所鏤刻的貝葉經典，其語言有上述的巴利語，以及現今仍能讀懂並通行的緬甸語。同時含有大量的巴利語與緬甸語逐詞對照方式鈔刻的特殊形式經典，巴利語稱它為Nissaya（即巴緬逐詞譯注之意）。緬甸，是繼斯里蘭卡（獅子國）後推行上座部佛教最重要的國家，據傳巴利三藏於西元三世紀，從斯里蘭卡傳入緬甸。緬甸南部地區主要為孟族（Mon，古稱楞族）聚居地，孟族是最早吸收印度文化與宗教的民族之一。於西元七至九世紀間南傳佛教已盛行於「下緬甸」（指緬甸南部靠近孟加拉灣、安達曼海沿海的各省），至蒲甘王朝（1044-1287年）成為全民信仰的國教，而達至鼎盛時期，佛教中心移至上緬甸。（註29） 緬甸貝葉經乃由一片片貝葉組成，貝葉取自貝多羅葉，葉片經過煮沸、酸化、乾燥、裁切等工序製作刻寫經文的貝葉。貝葉之刻寫，於緬甸使用鐵筆（緬文稱為ka-nnac）將文字刻於貝葉上，再以天然油及灰碳塗抹於刻好字的葉面上，使刻出的字能清楚顯現，而完成貝葉經的刻寫工作。片片貝葉整齊疊放，整落貝葉的上、下有護經板（cover）將其夾住，在貝葉經距中間相等距離處有兩個洞孔，以貝葉經的細木籤將其上下貫穿，以固定整落貝葉經，之後再以綁繩將其牢固捆綁，而貝葉經外部則由包裹巾（wrapper）及飾帶（ribbon）包覆，此為整函貝葉經的標準裝幀形式，有些再加上一把葉拆（分葉籤），以協助誦經者能分開相黏的葉面。現存貝葉經多已僅剩經典的「本體」，而用以保護貝葉的包裹巾及飾帶多已不復存在，與刻寫及捐獻經典者的講究有關外，亦可能經典保存年代久遠已遺失了。 緬甸於貝葉上飾以金及紅漆的傳統由來已久。一種字體及行數最為特殊的貝葉經稱「kammavaca」，約始於西元十四世紀（註30），塗上生漆及飾上金粉，可防腐、防潮，又防白蟻。按緬甸文獻記載，整函飾以金漆之貝葉經屬於王公貴族典藏或捐獻，彰顯經函之尊貴與神聖；而塗金並於中央處飾以朱砂條紋者，典藏或捐獻者的階級次之。院藏貝葉經之護經板多數塗以紅漆，有7函塗以金漆，另有少數漆色脫落或木質無裝飾；而其貝葉，多函塗金並飾以朱砂條紋，少些飾以金漆或紅漆；貝葉經之書葉逾半齊整，而部分經書可能來自不同的貝葉經書組為一件，外觀明顯可分辨。此批貝葉寫本皆無經籍「本體」外的包裹巾、飾帶等。在貝葉尺寸方面，同一函典籍尺寸頗為一致，但由不同貝葉經書組成者，則較不一致，大致的尺寸則為長約50公分、寬約6公分，形成窄長形的貝葉。一部經書由三百至數十葉組成，每函疊放高度則不等，有時同一函經典乃由多部短篇經籍疊放，亦有同一部長篇典籍由多函組成。每片貝葉鈔刻行數有7至13行，以10及11行鈔刻最為普遍，同一部典籍每片貝葉鈔刻行數通常一致，但亦見呈現不同行數者。 貝葉經的刻寫形式為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單面刻寫完畢則由下方掀起反面繼續刻鈔，所以兩面的刻鈔方向不同，但卻便於閱讀。通常緬文貝葉經之葉數標示於每片貝葉「反面」之左上角，僅標示於單面且置於反面甚為特殊。此外，若同一函貝葉經含有多部經典，其葉碼有時會連續標示，而有些另起葉碼從「ka」（即緬文首葉之數號）開始。為了保護正文不受損害，常有數枚空白貝葉縫為一綑，置於經文之最上或最下方，以加強保護。緬甸貝葉經之刻經以文字為主，少有紋飾，院藏一函於貝葉側邊出現紋飾，乃出自晚近之個人論著，內容非巴利三藏文獻。 至於緬文貝葉經的「出版標記」（colophons）亦是特點之一，用以記錄經典的書目資訊，尤其末葉記載鈔刻者、擁有典藏者（多指接受捐獻之寺院）、捐獻功德者、鈔刻年代及文獻之起訖葉碼等資料。本院獲贈之貝葉經大致含有「出版標記」，同函多部經文則分別有之。緬文貝葉經之鈔刻年代多以緬曆記述，並詳載鈔刻完成當日之年、月、日、甚至時辰，印度僧人每年夏季三個月結夏安居禁外出，而致力於坐禪修習佛法，此時期所完成鈔刻之經文甚多。此外，巴利佛典經文前常有禮敬諸佛，經末常有功德及祈願文，或闡述刻寫此經之意旨與殊勝等「跋」文，增添經籍之神聖意涵、寫經及誦讀經籍之功德。 緬甸上座部佛教自蒲甘王朝以來，即重視獻經之「功德」（註31），將緬文鈔刻的南傳巴利佛典供奉於寺院之藏經閣，具保存文獻與資福祈願之特殊意涵，亦凝聚著佛教思想之精華。視寫經、獻經足具功德之文化現象遍及南傳佛典的國度，傣族稱「賧坦」（註32），亦表現於北傳大乘佛教。西元前一世紀的《小品般若經》已明確地讚揚「書寫」經典的功德，時間點亦落於南傳佛典的第四次結集，南亞以貝葉刻寫佛經之時，兩種不同佛教支系對此文化現象鼓吹並交互影響，形成佛教的寫經文化（註33）。南傳佛典之數量有增無減，受此寫經文化的影響可謂深遠，它不僅是一種宗教活動，亦是一種文化現象。 三、南傳巴利三藏佛典目錄之編譯 南傳巴利三藏歷經二千餘年的流傳，西方與北傳佛教較盛行的中文世界是如何對之整理與編譯呢？由於擬為院藏貝葉經建構適用於佛典的分類體系，筆者一窺南傳巴利三藏之中、外編譯概況。 巴利三藏（Pāli Tipiṭaka），其經書除有完備的律、經、論三藏外，約西元前一世紀更有注釋書出現。覺音於西元409年至431年完成三藏的注釋與義疏（註34），確立南傳佛教三藏經典的完整體系；現存巴利貝葉經則含有豐富大量的注（aṭṭhakathā）、疏（tīkā）、綱要書、史書等，於近代被統稱為巴利《大藏經》，後來隨英文及日文譯本的出現被題為《南傳大藏經》，內容則涵蓋當時已被收錄的藏外文獻。此外，從現存緬文貝葉經內容來看，巴利文法書和字辭書亦是南傳巴利貝葉經爭相傳鈔的一種經典內容。 巴利語是主要記錄巴利三藏之語言，研究與學習巴利語因而是瞭解經文之主要途徑，現今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為了從事巴利三藏之研究，紛紛開立並培養巴利語研習的專門機構，亦因此對南傳巴利三藏佛典進行大量編譯工作，編製南傳巴利三藏之佛典目錄。英國倫敦「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成立於1881年，旨在協助學者校訂早期佛教文獻，對巴利佛典之翻譯及巴利語之譯解，貢獻頗大。巴利聖典協會以拉丁文字母轉寫巴利《大藏經》，英譯巴利《大藏經》與注釋書等陸續刊行。在歐洲，第一部完整介述巴利文獻之著作於1912年問世，由德國Moriz Winernitz（1863-1937年）教授所編撰而成的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於1933年出版英文版。（註35）日本於昭和十年至十六年（1935-1941年）由高楠博士功績紀念會將「巴利聖典協會」出版之巴利三藏相關經籍譯成日文出版，題為《南傳大藏經》，計七十冊。昭和六十年（1985年），水野弘元編《南傳大藏經目錄》及《南傳大藏經總索引》（註36）。有關漢文編譯方面，高雄元亨寺於1990年至1998年間曾自日文譯本轉譯成中文，刊行《漢譯南傳大藏經》，計七十一冊（含末冊目錄）（註37）。而印度的「內觀研究所」（The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成立於1985年，亦致力於南傳巴利三藏的編譯工作，藉由譯經達致每日生活的修行，對於南傳巴利三藏提供目錄及電子資料庫，以利查詢。 我國對於南傳佛教的思想、哲學、文獻與藝術研究已有長久的歷史，漢譯仍以上述由日文轉譯而成的《漢譯南傳大藏經》最完備且具系統。譯注單本作品呈零散、隨機性，且多非譯自巴利傳本，而由其他部派或西域諸語轉譯而來。（註38）國立成功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於2007年成立後，有感於《漢譯南傳大藏經》翻譯內涵之可靠度與經文閱讀之流暢性尚嫌不足，即著手進行巴利三藏新譯的研究計畫，對漢譯巴利三藏的研究、人才的培訓、原典的保存，有重要發展與貢獻。（註39）而本文為便於國人對院藏緬文南傳貝葉佛典的內容與範圍有一概貌性的瞭解，依上述由日文轉譯而成的《漢譯南傳大藏經》目錄為次，詳介述於後。 四、院藏南傳貝葉佛典內涵介述 院藏緬文貝葉經計117函（篋），內含179種、263部典籍（註40），逾半數經文完整，部分不確定，另有4部未附經題且內容尚無法考訂。筆者依《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分類體系，初步整理其內容，包括：南傳佛教巴利三藏聖典、義疏（含注釋、疏鈔與注解書）、藏外文獻（註41）（含南傳佛學個人論著、巴利文法與字辭典書、筆記書等），幾乎涵蓋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各類經籍。（註42）分述如下： （一）南傳巴利三藏聖典（《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部分）（註43） 南傳上座部佛典，係最核心並收錄於《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律、經、論三藏及藏外經籍（不含其注釋及注解書等），計有36種（含67部），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一、《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部分」。其中，「律藏」之屬的佛典約有6種（含19部）；「經藏」之屬的佛典約有22種（含33部）；「論藏」之屬的佛典有6種（含7部）；「藏外」經典則有2種（含8部），以「經藏」內容最為豐富。 「律藏」（又稱「巴利律」、「銅鍱律」）乃僧團內部的規範與僧人修道行持準則之集成，第一、四次結集都先結集律藏，後再結集經藏，而第二次結集討論亦是戒律問題，上座部佛教自來即恪守戒律，將「律藏」經籍列為首位，強調戒律至高無上。院藏涵蓋「律藏」之「經分別」（比丘戒、比丘尼戒）、「犍度部」（大品、小品）及「附隨」等各部經典6種，有《波羅夷》（Pārājika-kaṇḍa）（2部）、《波逸提》（Pācittiya）（2部）、《比丘尼戒波逸提》（Bhikkhunī-Pācittiya）（1部）、《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5部）、《律藏．犍度部．小品》（Cullavagga）（4部）、《律藏．附隨》（Vinaya-piṭka, Parivāra）（5部）等，幾乎涵蓋所有巴利律藏內容。 「經藏」乃收集佛陀所開示的教法與論述，由「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等巴利四部外，再加上由偈頌、教誨與許多生動的本生故事等編集而成的「小部」經典，合稱「五尼柯耶」，今人亦稱「五阿含」。院藏涵蓋「經藏」上述各部經典：
「論藏」（又稱阿毗達磨論）乃後世弟子為辨明法相而自設問答，以演繹與廣釋律、經二藏的典籍，是故論藏的經典較晚成立，有所謂「巴利七論」（法集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雙論、發趣論、論事）之稱。院藏「論藏」佛典計6種（含7部）：
院藏雖無《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分別論》（Vibhaṅga）、《界論》（Dhātu-kathā）、《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四部論，但存有《法集論》、《界論》與《人施設論》三部論之注釋書（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除巴利三藏外，《漢譯南傳大藏經》收「藏外文獻」7種，院存《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2部）及《攝阿毗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saṅgaha）（6部）2種論籍，有4部以巴利語鈔刻，餘4部則以巴緬逐詞譯注鈔刻。其中，《攝阿毗達磨義論》是西元十一、十二世紀由阿耨樓陀（Bhadanta Anuruddha）所作最著名的論藏綱要書，院藏最早一部於1828年以巴利語鈔刻，另存論藏綱要書之「疏」若干本。《清淨道論》為西元五世紀覺音撰，乃南傳上座部重要經典，有「修行者的百科全書」之譽，院藏1876年巴利語及1884年巴緬逐詞譯注版本，另有1898年巴利語「疏本」。 （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本文將《漢譯南傳大藏經》所收三藏經書，其注、疏及注解書依次詳列於此，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院藏三藏注解文獻約有54種（88部），「律藏」注解書約有28種（含51部）；「經藏」注解書約有12種（含17部）；「論藏」注解書約有14種（含20部），以「律藏」注解書最為豐富。 院藏「律藏」注解書涵蓋「經分別」（比丘戒、比丘尼戒）、「犍度部」（大品、小品）及「附隨」等各部律典7種，有《波羅夷章注》（Pārājika-kaṇḍa-aṭṭhakathā）（4部）、《波逸提注》（Pācittiya aṭṭhakathā）（1部）、《比丘戒波逸提注》（Bhikkhu-Pācittiya aṭṭhakathā）（1部）、《律藏．犍度部．大品注》（Mahāvagga aṭṭhakathā）（3部）、《律藏．犍度部．大品疏鈔》（Mahāvagga ṭīkā）（2部）、《律藏．犍度部．小品注》（Cullavagga-aṭṭhakathā）（2部）、《律藏．附隨注》（Parivāra-aṭṭhakathā）（1部）等，幾乎涵蓋所有巴利律藏內容的注疏。此外，尚有21種（37部）相關注解書，例如：《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一切善見律》或《善見毗婆沙律》（Samantapāsādikā）、《度疑》（Kaṅkhāvitaraṇa）、《微小戒》（Khuddasikkhā）等。 院藏「經藏」注解書涵蓋「長部」、「相應部」及「小部」經典，缺「中部」、「增支部」注解書。分述如下：
院藏「論藏」注解書涵蓋法集論、界論、人施設論、雙論、發趣論、論事等，有《法集論注》（Dhamma-saṅgaṇi aṭṭhakathā）（1部）、《界論．根本疏》（Dhātu-kathā mūlaṭīkā）（1部）、《人施設論．根本疏》（Puggala-paññatti mūlaṭīkā）（1部）、《雙論．根本疏鈔》（Mūlaṭīkā Yamaka / Yamaka mūlaṭīkā）（2部）、《雙論注》（Yamaka-aṭṭhakathā）（1部）、《發趣論．根本疏鈔》（Mūlaṭīkā Paṭṭhāna）（2部）、《論事．根本疏鈔》（Mūlaṭīkā Kathā-vatthu）（2部）等。此外，尚有論藏相關注解書7種（10部），例如：《名色差別論》（Nāmarūpa-pariccheda）（1部）、《阿毘達摩義廣釋》（Abhidhammattha-vibhavini）（3部）及《攝阿毗達磨義論疏》（Abhidhammattha-saṅgaha tīkā）（1部）、《殊勝義注》（Aṭṭhasālinī aṭṭhakathā）（2部）等。 （三）南傳佛教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含個人論著或僧院修習之筆記書等） 此類經籍多為法師的個人佛學著作，以及對弟子的開示、講學、提問書、筆記書等，包含未收錄於《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各類「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計有62種（含72部經文），例如：《摩尼燈》（Manidipa）為《論藏》中《法集論》之注釋書；《金山大師判決》用以記錄並解釋僧侶爭議之裁判，又如：《律義寶函》（Vinayatthamañjūsā）、《闡明四諦》（Catusaccapakāsanī）、《深教義》（Gambhīratthadesanā）等論著，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三、南傳佛教藏外文獻及其注解書」。院藏大部分此類經書每種存1部，而《概要解釋》（Saṇkhepavaṇṇanā）、《明護經》（Parittā）等存有3部，多部經書暫無中文翻譯題名。 （四）巴利文法與字辭典書 此類經書計26種（含36部），例如：《迦旃延文法》（Kaccāyanapakaraṇa）、《目犍連文法》（Moggallāna）、《巴利文法書》（Vāccavācaka）等（詳見「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之「四、巴利文法書及字辭典書」），除一部二十世紀以巴利語鈔刻之《迦旃延文法》（Kaccāyanapakaraṇa），餘皆鈔刻於十九世紀。《迦旃延文法》是現存最古老的巴利文法書，由西元七世紀之後緬甸人Bhadantacariya Kaccayana所著，院藏5部，雖部分經文不完整，仍可互為補充。Jacqueline Filliozat及Peter Nyunt假設，巴利文法之所以受重視而傳鈔，乃基於護教之關懷，希望佛語久住，以及據《增支部．滅諍品》（Aṅguttaranikāya Abhikaraṇavagga）對語法研修的強調故，常以貝葉鈔刻而廣為流傳。（註44） 五、院藏貝葉經年代與版本價值 佛教歷經二千餘年與亞洲各民族、地域的文化融合呈現豐富蓬勃的景象。南傳上座部佛教各教派在持戒寬嚴、寺院建築的區域方面雖有種種差異，但經典和教義上卻相當一致。現存於全世界的南傳佛典卷帙浩繁，經籍內容本身的傳承千年不朽，院藏貝葉經是佛海之一粟，本文以它是一套經籍之縮影，雖難以追溯經典之確切來源與擁有者，仍試圖從其完成鈔刻年代與語言版本提供一些面向與看法。 經由上文對院藏貝葉經內涵的初步描述，260部文獻中，巴利三藏經書（含其注解書）以「律藏」最為豐富，涵蓋《漢譯南傳大藏經》所錄律藏6種律典，除《比丘尼戒波逸提》外，餘5種典籍皆存巴利語版本，若干經書同時存有巴利及Nissaya兩種版本，其注、疏及注解書極為豐富可觀。「經藏」有50部，含「五尼柯耶」各部經典，以「相應部經典」最為完整，經藏注、疏及注解書有17部。「論藏」則有27部，雖缺《法集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各論之巴利或Nissaya版本，然存有其注釋書及相關注解書有20部。此外，尚有《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之「藏外文獻」8部，而故事集、佛學論著、個人筆記書等72部，以及多達33部的巴利語法及字辭書。院藏所涵蓋的巴利語系佛典雖不全面與完整，部分經文亦不完整鈔刻，但其中不乏來自原始巴利傳本的鈔刻，律藏較完整，而經藏與論藏闕遺部分亦有注、疏之注解書相補，能約略形成南傳巴利佛典的基本架構。 緬文貝葉寫本之語言主要為緬甸語、巴利語，另有2部以緬甸語及巴利語為主，但兼以疑似孟文或傣語鈔刻不完整之貝葉經文。純以巴利語為主要鈔刻之寫本有143部；純以緬甸語為主要鈔刻之寫本多為「藏外文獻」有20部；以Nissaya方式鈔刻寫本有80部。純以巴利語及Nissaya方式鈔刻經文的貝葉寫本最為豐富，成為主要的鈔刻語文；而「三藏」文獻亦以巴利語鈔刻為多數，呈現南傳上座部佛教對巴利原典的護持與重視。較早版本的貝葉經文，使用了大量的古語與現今難以讀通的語言，是古典文獻與語言研究的素材。 有關經籍鈔刻年代，最早的是於1771年以巴緬逐詞譯注方式鈔刻的《摩訶沙陀本生經》（Mahosadha jātaka），最晚的則來自不同經函，於1926年以巴利語鈔刻的《律藏．犍度部．小品》（Vinaya-piṭka, Khandhaka, Cullavagga）、《律藏．附隨》（Vinaya-piṭka, Parivāra）及《經藏：長部．戒蘊品新疏》（Sīlakkhandhavagga-navaṭīkā）（第二部）。院藏西元十八世紀經籍有8部，以十九世紀數量最為可觀有148部，二十世紀初則有42部，餘約60部未附鈔刻年代，且從貝葉狀況無法確定與同函其餘經典之關聯性。因此，院藏以傳統方式製作貝葉典籍，跨越了西元十八至二十世紀，與2002年《貝葉：中華佛學研究所緬甸聖典寫本簡明目錄》整理的緬甸寫本貝葉經的年代分布大致相同，以十九世紀的寫本最為豐富，Peter Skilling認為從現今已被整理的緬甸貝葉寫本以十九世紀為最大量（註45），從本文的整理亦顯示其年代特點。 更精確地說，本院貝葉寫本之年代從緬甸昌普魯嚷王（Chaṅ prū rhaṅ）在位期間（註46），歷經姜沽（Cañ kū:）（註47）、裴多普拉（Bhui:-to bhurā）（註48）等八位國王，以迄西元1888年後英國殖民時期。其中有61部貝葉經鈔刻於西元1871年尨頓王（Maṅ:tun:）（註49）召開的第五次結集前的寫本，而收錄於《漢譯南傳大藏經》之巴利三藏及藏外巴利語寫本有8部，即《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律藏．附隨》（Vinaya-piṭka, Parivāra）、《經藏．長部．大念處經》（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nta）、《經藏．長部．阿吒曩胝經》（Āṭānāṭiya-suttanta）、《經藏．中部．根本五十分》（Mūlapaṇṇāsa）、《雙論》（Yamaka）及《攝阿毗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saṅgaha）（2部）；而Nissaya寫本則有《律藏．犍度部．大品》（Vinaya, Mahāvagga）等11部，其中3部存有巴利與Nissaya兩種版本，對專研早期巴利語原始佛典具參考價值。 西元1888年緬甸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巴利貝葉經之鈔刻並未從緬甸佛寺中斷。院存71部這時期的鈔刻作品，多數仍以巴利三藏及其注解書為主，佛教個人論著及巴利語法字辭書之藏外文獻僅10部。這似乎更明確說明，歷經二千餘年的佛說戒律、教義對於廣大信眾仍是信仰的依歸，最能表達捐獻佛經之殊勝功德，典藏於緬甸寺院仍以信眾捐獻之經函居多。另一方面，緬甸貝葉鈔刻的內容範圍雖不似中國雲南傣族的豐富廣博，且脫離了佛教內涵的經籍內容，但確實是佛教精神與實踐的延伸。此外，貝葉寫本鈔刻於西元二十世紀42部中，有35部以純粹的巴利語為主要經籍語言，巴利三藏有《波逸提》（Pācittiya）等18部，足見巴利語於南傳佛典在二十世紀仍居神聖而重要的地位。而院藏內容豐富的「藏外文獻」，多屬十九世紀的鈔刻寫本，係佛教晚期的佛學論著與文獻，多部至今未翻譯及深入的探討，或能從中獲取珍罕的論著，極具研究價值及參考。 雖然為數不少的貝葉寫本未載明完成之鈔刻年代，但就《貝葉：中華佛學研究所寫本典藏簡明目錄》之描述方式，整函經典其中一部呈現的年代，即為所含各部之鈔刻年代，因而部分經籍年代可被判定。然而，筆者以院藏所呈現的情形，認為此種描述不盡符合所有貝葉寫本之判定原則，例如：院藏1函貝葉寫本包含《迦旃延分別》（Kccāyanabheda）等4部，其中3部之鈔刻年代分別為1833、1869及1797年，《三法發趣》（Tika-paṭṭhāna）未載明年代，故《三法發趣》之年代在判定上有困難。因此，筆者認為經典鈔刻年代，係以貝葉的外觀、經文的完整性、內容、捐獻來源等訊息來判定及參考。 鈔刻年代意指經典被鈔刻典藏的年代，亦代表捐獻者祈願資福的時間點；院藏經函中亦曾出現同一函中多部經文鈔刻完成年代相距甚久，明顯完成鈔刻獻經之功德有所延宕，多年後出資者始將其重新整理與增補完成。大部分貝葉經未述及其所據以傳鈔之經籍版本，從多數鈔刻完成所描述的時空背景，再加上刻者與出資捐獻者之功德祈願文得知，經籍刻鈔在祈願、資福與傳承上的意義重於經籍版本上的意義。在個人佛學論著亦可見僧侶將尊者、法師對某一佛經論著的開示、訓誡與教誨，鏤刻而銘記於貝葉上。貝葉經在佛教文化傳承與保留經籍原典皆足具意義。 六、結語 院藏南傳上座部巴利貝葉經來自西元十八至二十世紀的緬甸佛教國度，俱屬南傳佛教的教法、戒律、哲理與傳承。寫經與刻經之捐獻功德是佛教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途徑，珍貴及多人供養的佛典一再傳鈔，具保存文獻與祈願功德之意義。緬甸巴利貝葉經之製作與鈔刻已於1930年代後漸漸式微，由新的印刷技術取代。筆者有幸參與整理此神聖巴利貝葉佛典，雖不諳經典上所鏤刻的語文，整理片片貝葉，爬梳貝葉上娟秀、細膩鏤刻的字字佛語與智慧，充滿法喜。 近年來，貝葉文化的研究非常豐富且受重視，尤其是中國雲南傣族以「貝葉」出發所形成的民族、社會文化層面論述，更是成果豐碩。貝葉經呈現的不僅是宗教活動，亦是文化現象的融合，延伸出的佛經藝術、語言文學等方面的探索，是學者爭相關注的焦點，其所代表的文化與特殊地域意涵令人著迷，而其典籍裝幀及刻寫形式，更是令人好奇。貝葉經蘊涵之文獻價值，是研究古亞洲文明的寶貴史料。 本文所述的整理工作，乃研究院藏緬文貝葉經典的一個開端，也約略揭開了亞洲南傳貝葉佛典的些許面貌，院藏南傳巴利聖典雖是現存佛海之一粟，然彌足珍貴。本文以1930、1940年代編輯而成之《南傳大藏經》，而於1990年在臺灣出版由此日文轉譯而成之《漢譯南傳大藏經目錄》為研究底本，隨著多年來國內、外對南傳佛典的編譯與整理，依此漢譯目錄所收錄之佛典作比對，或許不是最佳的狀況及最適切的選擇，然而筆者以拙文作為初探，將來可進一步以現今通行的目錄版本作分析與評估，更期待學者專家對此批經籍文本之內容與版本的探究，對於晚期的藏外文獻有深入的詮釋，賦予此批經籍更多的意義與價值。 【附註】
參考書目
附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貝葉經名一覽表 表格一至四說明如下： (1) 貝葉經由溫宗堃與曾國興判讀編目；本文筆者整理製表。 (2) 語文欄中，若同一部貝葉經同時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文，以「／」隔開。 (3) Nissaya，即巴緬逐詞對照譯注方式鈔刻，本附錄各表皆以此稱之。 一、《漢譯南傳大藏經》收錄部分
二、南傳巴利三藏注解書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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